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农业强国的应有之义，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从建设美丽乡村、乡村建设行动，到党的二十大提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乡村振兴的基本内涵和目标要求不断拓展。当前，推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必须放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大背景下来审视，把握新的变化趋势，着眼新的目标要求，与建设农业强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统筹起来，加强顶层设计、统筹谋划，努力满足亿万农民对建设美丽家园、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景和期盼。

　　顺应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新格局，注重实现乡村和城市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振兴乡村，不能就乡村论乡村，还是要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乡关系走过了二元分割阶段、以城市为重点的城乡关系调整阶段以及城乡统筹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城乡深度融合进程明显加快，在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引领下，重大生产力布局持续优化，作为高质量发展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的城市群和都市圈，对广大农村地区辐射带动不断增强，逆城镇化现象在一些地方显现，县城和重点乡镇也成为城乡融合发展的助推器。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需要精准研判城乡关系发展的结构性、趋势性变化。坚持城市群、城市圈、区县域和乡村整体谋划、一体规划，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前提下稳步推动村庄撤并、合理优化乡村功能，协同推进特色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挖掘特色资源优势，传承发展农耕文明，大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因地制宜分类推进，让城市与乡村既协同互促又各具特色。

　　顺应乡村人口流动变化新特征，注重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合理布局。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乡村人口变动关乎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布局和后劲，对全面实施乡村振兴以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意义重大。从适度人口理论来看，合理的人口规模能够平衡农村人口结构、缓解老龄化趋势，保证农村能够有效进行物质再生产，实现人口数量质量与经济社会发展动态平衡。我国历史上是乡土社会，新中国成立后较长时间内，农村人口始终占据多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城镇化深度推进，乡村人口结构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城乡之间人口流动更为频繁，劳动力外流和农民工返乡现象并存，农村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问题凸显。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需要适应农村人口结构和社会形态的变化。因地制宜优化村社规模，适时深化村级建制调整改革，合理划定管理单元，着力解决建制村分布密集化、村庄空心化等突出问题，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统一、制度并轨，针对“空巢”老人等突出问题采取“暖心食堂”“互助养老”等新举措，提升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质量，持续加强人居环境综合整治，逐步让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

　　顺应乡村产业多元发展新态势，注重构建多业态多功能现代化乡村全产业链。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推动产业振兴需要做好“土特产”这篇大文章，向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要效益，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效益。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农村改革不断深化，发展活力有效释放，乡村产业由以往单一农业生产向多元功能拓展，“村村办厂、村村冒烟”一度成为乡村工业化的火热现象。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综合改革纵深推进，乡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趋势明显，农业与工业、服务业相互渗透，电子商务、农业生产托管服务、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等新业态加速涌现，有效促进农业节本增效、农户持续增收、乡村消费转型升级。适应乡村产业融合发展趋势，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重构农业产业链、价值链、利益链无疑是推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必答题。必须坚持规划引领、政府引导，深化农村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挖掘生态资源特色和文化旅游优势，围绕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培育乡村特色产业集群强化政策支持，推动农业与工业、物流、休闲旅游、信息技术服务等多元化业态深度融合，通过碳排放交易、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机制推动生态资源“变现”，有效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把更多收益留给农民，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

　　顺应大数据智能化变革新趋势，注重发挥数字化全面赋能乡村建设作用。数字经济将数据要素转化为数据产品并赋予使用价值，与农民生活、农业生产、农村政务相结合，改造了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促进了乡村人与社会全面高质量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通信设施从无到有，逐步建立起信息组织体系和技术依托网络，并通过数字乡村建设推动现代化农业迈入信息化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5G、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刻改变了农业农村生产生活形态，农村电商、直播带货、流量经济等新业态活力迸发，无人机、数字化监测系统等工具日益成为农民手中的“新农具”。实现城乡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必须抢抓数字化变革重大机遇，以数字化创新发展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和生态环保治理相互融合发展。从顶层谋划数字乡村建设，组织实施乡村数字新基建项目，推动巩固脱贫、农资监管、农产品流通、集体经济监管等领域数字化应用场景建设，鼓励探索农业生产智能转型、乡村经营链上增值、乡村治理智慧创新等新模式，撬动乡村生产生活生态各领域系统性重塑。

　　顺应农村全面实现脱贫新变化，注重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基础上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标志着我们党在团结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一大步。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远。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农业技术的推广为减缓贫困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率先进行了经济制度改革，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农民收入大幅提高，温饱问题逐步得以解决。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精准扶贫事业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对贫困问题作出了符合当下实际的科学判断，提出了扶贫开发重要思想，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为全球贫困治理提供了重要经验。更好满足乡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必须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基础上推动共同富裕，缩小城乡之间、不同区域乡村之间以及乡村内部差距。注重培育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做大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支持财政资金以股权方式注入，引导和鼓励农户以农地、农房、农园等与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展股份合作经营或资产托管服务，创新农村集体经济运营模式，推进零散资源要素的有机整合，实现村内资源资产统一管理和集约化利用，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推进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顺应农村群众精神文化新需求，注重推动乡村文化传承保护与挖掘利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滋润人心、德化人心、凝聚人心的工作。物质水平是文化变化、创新以及发展的基础，随着物质条件的大幅改善，乡村群众对丰富的精神文化需求更加迫切。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通过实施在农村扫除文盲、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乡村文化设施建设，推进文化信息共享、农家书屋和农村电影放映等工程，农村落后文化事业得以快速发展并取得积极进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推动农耕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把乡风文明作为乡村振兴的紧迫任务，为建设农业强国注入精神力量。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脑袋”，不仅美在外形还要铸魂提质。必须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村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创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抓手、平台和载体，尊重乡村历史文化传统、尊重乡村自然生态资源、尊重村民生活民俗传承，保护好本土特色和乡土气息，重新认识和挖掘乡村价值，激发乡土文化资源，继承发扬优秀乡村文化，创造更具有时代生命力的乡村文化。

　　顺应乡村社会结构变化新挑战，注重构建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乡村现代治理体系。农民是农村社会发展的原动力，通过完善基层组织功能以及发挥农民主体地位，能够为广大农村、农民提供更加优质服务，从而提升农村社会治理水平、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乡村管理模式，我国乡村形成了“支部建在生产单位”的方式，实现了党组织在乡村的全覆盖，中国特色乡村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催生出党领导下的“乡政村治”治理模式。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乡村社会组织形态与治理模式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作用更加突出，不少地区通过党员志愿服务驿站、家风广场、“群众说事”等新形式，有效促进了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实现乡村有效治理，必须从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体系、治理方式协同发力、系统推进，不断创新治理理念、方式和手段。紧紧抓住党建引领这个“牛鼻子”，把党支部作为乡村治理的“主心骨”，把党员作为乡村治理的“主力军”，调动社会资源和市场力量，打造具备适应和引领现代化能力的新时代变革型组织，支持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乡村治理路径，推广“志愿者＋信用赋分”、基层权责清单、“三治结合”等治理新模式，实现乡村社会之“和”、农民精神之“美”。

　　作者：刘嗣方 重庆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主任，重庆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