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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上做了重要报告，提出了许多论断，规划了很多政策措施。我和各位一样，也在学习领会。二十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来自外部的打压随时可能升级，“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同时，总书记在报告中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党从现在开始的中心任务。
今天我想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分享我的心得与思考：
为什么会出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该变局为什么会加速演进？我们应该如何驾驭大变局？
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如何才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世界意义是什么？
如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总书记在2018年6月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的论断。为什么称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由于经济是基础，且我研究的是经济，所以我想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来谈谈我对百年未有大变局的理解。
在20世纪刚刚开始的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当时的八国是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日本、奥匈帝国。它们是当时世界上的列强，之所以是列强，因为他们的经济、军事强盛，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经济总量占到全世界的50.4%。进入21世纪的2000年，世界上也有一个八国集团，其中的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日本这七个国家也是八国联军的前七国，只有奥匈帝国被加拿大取代。原因在于奥匈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解体，退出列强行列，被加拿大取而代之。
1900年八国列强的经济总量占到全世界的50.4%，整整一百年之后，八国集团的经济总量占全世界的47%。经济是基础，八国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的半壁江山，所以整个20世纪的世界是和平或是战乱，基本上就取决于这八国之间的关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怎么爆发的？当时八国列强中的德国和奥匈帝国组成了同盟国，其他六个国家属于协约国，他们之间政治经济利益发生冲突，无法摆平，于是爆发了一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八个国家当中的德国、意大利、日本组成了所谓轴心国，其他国家成为同盟国，由于轴心国与同盟国之间政治经济利益冲突摆不平，于是爆发了二战。
整个20世纪的一百年里，世界的经济格局相当稳定，七八个大国始终是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其全球经济比重从50.4%降为47%，仅下降了3.4个百分点。但为什么到2018年突然出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呢？
从经济角度可以看得很清楚。2018年，这八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经济总量从47%下降到34.7%，仅略高于三分之一。由于经济地位下滑，这八国主导世界的能力也随之下滑。
最明显的例子是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主导世界应对危机的国际治理机构由八国集团变为二十国集团。过去也出现过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但无非是这八国的领导人开会商定，其他国家照做即可，当然也要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来执行。可是，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发生时，八国集团发现无能为力应对，所以，美国时任总统小布什在2008年12月牵头召开了二十国集团会议来共商对策。从2008年到现在，主导世界政治经济事务的机构就从八国集团变成了二十国集团。从八国集团至二十国集团的质变，这是在一百多年历史上不曾出现过的事情。
在整个二十世纪，八国集团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如此稳固，为何在21世纪出现巨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尤其是中国的崛起。
200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占到全世界的6.9%，2018年上升至16.8%，提升9.9个百分点。前面谈到，八国集团的经济总量从47%下降为34.7%，下滑12.3个百分点。计算可知，这八国集团下滑的12.3个百分点中有80%是中国崛起的结果。
在这样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们中国人当然高兴，因为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改善。
谁在此变局中的失落感最大？应当是美国。因为美国的经济总量在1875年左右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整个20世纪，美国一直是全世界最大、最有影响力的经济体。
再回想，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同盟国和协约国之间利益摆不平。一战爆发时，美国虽是协约国，但位置远离欧洲大陆战场，所以起初没有参战，德国和奥匈帝国横扫欧洲大陆；后来美国参战，由于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有能力以源源不断的物质投入到战场，成为打败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重要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同样的情形。战争开始时，德国和意大利在欧洲横扫战场，把同盟国的军队一一打败，英国、法国等从敦刻尔克撤退，进入所谓“至暗时刻”。后来为什么同盟军能打回来？因为美国参战，源源不断地输送物资，从诺曼底登陆，打败了德国。在亚洲战场也是一样。起初日本狂妄宣称要“三个月亡华”，侵略了大半个中国及太平洋、南洋，但最终日本战败，原因之一也是日本在夏威夷把美国的军舰打掉了一大半，可是美国生产能力强，造军舰速度快，军舰很快得以补充。所以在中途岛战役时，尽管双方军舰损失数量一样多，可是美国有能力不断投入新的战舰，最终打赢日本。尤其是美国最后还向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
可以说，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美国是整个20世纪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主导力量，是全世界的领头羊。
但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实现了快速发展，从1978年到2020年，中国取得连续42年、平均每年9.2%的经济增长。如此高的增长速度，持续如此长时间，在人类历史上都不曾出现过，尤其是在规模这么大的国家。到2014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美国，这是1875年以后美国第一次遭遇的情形。由于经济是基础，随着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失落感越来越强烈，所以从奥巴马时代开始，美国提出“重返亚太”的战略。其实美国一直在亚洲，它所谓的“重返亚太”是什么？就是把它驻扎在地中海的第六舰队派来加强太平洋的第七舰队，想在中国周边形成军事包围圈。“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其目的非常明确。特朗普政府时期，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跟中国打贸易战、科技战，同样是想抑制中国的发展。
如今美国是拜登担任总统，他基本没有改变奥巴马时代和特朗普时代的政策，而且又组织了以意识形态为边界的所谓“守卫民主国家同盟”，诱使其他国家与中国脱钩，抑制中国的发展。随着中国的继续发展，这种状况可能会愈演愈烈。因此，遏制中国的发展已经成为美国两党的共同政策。
举个例子，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杰夫里·萨克斯，东欧剧变时“休克疗法”的提出者，他承认中国的渐进式双轨制改革优于他当时在苏联东欧倡导的休克疗法。现在他甚至在非洲国家推行中国的经验，帮助非洲国家的农村复兴，走的基本是中国的道路。他一直在网络上讲，美国遏制中国没道理，结果受到网络暴力，很多人群起而攻之，最后他一气之下关掉了自己的自媒体账户。
这反映了一个事实，美国现在没有人能讲公正的话。只要中国继续稳定，继续谋发展，这种情绪很可能会越来越激烈。我想，这是总书记讲的“风高浪急”“惊涛骇浪”背后的原因。
作为世界经济的“老大”和“老二”，中美之间关系的变化，不仅影响中国，也影响世界。从贸易来看，中国现在是世界上120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其他70多个国家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经济学告诉我们，贸易是双赢的，而且，在两国贸易中，小国得利多于大国，因此中国的和平发展也会给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带来更大的市场和更多的机会。
总之，中美之间的矛盾会带来很多不确定性，不利于中国，也不利于世界上其他国家。
如何应对大变局
面对这样的问题和挑战，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我想，中国的出路只有继续发展。
我个人的判断是，当中国的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时，世界大概就会进入和平稳定的新格局。原因如下：
中国的人口是美国四倍。现在我们是14亿人口，美国3.3亿人，虽然中国出现人口老龄化，美国人口可能还会增加，但是，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这一基本格局在可见的未来应该不会有大的改变。当中国人均GDP达到美国人均GDP一半时，我们的人口是它的四倍，那么我们的经济总量就是美国的两倍，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
中国内部有地区差距，当中国的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收入水平处于领先的北京、天津、上海以及东部沿海的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这三市五省的人均GDP大概会和美国处于同一水平，而它们的人口加起来有4亿多，比美国稍多一点，这代表这三市五省的经济总量会跟美国相当。更重要的是，人均GDP代表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也代表平均的产业和技术水平。如果这三市五省与美国的经济总量相当，并且产业技术水平也与美国的相当，就意味着美国相对中国将不再拥有多少技术优势。今天美国为什么拥有可以卡中国脖子的霸权？因为它有技术优势。到那时，美国没有了多少技术优势，它再想卡中国的脖子将无能为力。
我前面讲到，贸易是双赢的，小经济体从贸易中得到的好处大于大经济体，所以，当中国的经济总量是美国两倍时，从中美贸易当中得到好处更多的就是美国。比如，美国那些大型高科技公司的研发投入非常多，而研发成功之后能获得多大的利润则取决于有多大的市场。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规模是美国的两倍，如果这些美国公司失去中国市场，研发成功后，可能就从高盈利变成低盈利甚至不盈利。而且，高科技产业必须不断投入才能维持技术领先，如果这些公司低盈利或不盈利，就无法继续投入研发。不仅这些美国大公司不能没有中国市场，美国很多老百姓必须靠中国提供的价廉物美的产品来维持生活水平。届时，中国的经济比美国大是美国没有手段改变的事实，而且，维持和中国友好的关系符合美国自己的利益，美国应该就会心悦诚服接受中国的崛起。
我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改变了世界原有的经济格局。面向未来，我们能否驾驭大变局，能否让世界进入新的稳定格局，同样有赖于中国的继续快速发展。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对内是如此，对外也一样。
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
接下来，我再谈谈中国式现代化。
什么是现代化？纵观人类历史，西方国家在十四、十五世纪有了“地理大发现”，从美洲大陆和世界其他地区掠夺了很多资源；到18世纪以后，西方出现工业革命，开始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从农业社会进入到工业化社会；工业革命以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发展一日千里；而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没有进入工业化，所以就出现了现代社会的大分流，西方少数几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占到世界的一半，主导整个世界格局，其他国家和地区大多成了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民族主义风起云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原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取得政治上的独立，开始追求自己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在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当时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一种 “西天取经”的心态——认为西方国家那么强，一定有其道理，把那些道理学会，应用到自己的国家，就可以让自己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赶上发达国家。这种心态在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知识界非常普遍，我小时候也这么认为。
但是，从前面所讲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可以发现，从1900年到2000年，八个最强大的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总量只下降3.4个百分点。一般而言，发达国家人口增长速度慢，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速度快。这意味着从人均量来看，经过这一百年的现代化进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实际上进一步拉大，而非缩小。同时也意味着发展中国家此前普遍认为的“西天取经”模式走不通，至少效果不佳。大家想通过学习西方模式的现代化、工业化，借鉴西方的社会组织、政治组织来解决发展中国家自身的问题，但事与愿违。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快速发展，所以才能比较快地缩小跟发达国家的差距，才能在21世纪的头十八年就将经济总量在全世界的占比上升了9.9个百分点，而且超过美国成为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那么，中国为什么会成功？我们将来怎样才能继续成功？就此，二十大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命题。
过去的普遍看法是，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资本主义的多党制等治理方式，但是那样做基本不成功，即使有少数东亚经济体成功了，也基本不是照搬西方的道路。比如，它们在追赶阶段多是一党领导，日本是自民党、韩国是民主共和党、中国台湾是国民党、新加坡是人民行动党。在政治上，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维持政治稳定。
当然，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有其共性。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人均GDP在18世纪以前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增长极慢。著名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指出，18世纪之前西欧国家的人均GDP每年平均增长0.05%。这意味着要想人均GDP翻一番，需要经过1400年。进入18世纪以后，人均GDP的增长率突然增加20倍，从0.05%变成0.1%，这样一来，70年就能翻一番。19世纪末到现在，西欧发达国家人均GDP的增长又翻了一番，变成2%，35年就可以翻一番。这与18世纪以前相比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使西欧国家得以摆脱“马尔萨斯陷阱”。追求现代化，当然要走出“马尔萨斯陷阱”，而且人均收入水平要不断提高，物资要不断丰富，这是共性。
但是中国式现代化有自己的特殊性，不同于西方那些因工业革命而领先的国家。
第一个特殊性，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目前，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工业化国家中的人口合计只有12亿，占世界总人口的15.8%。中国有14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是18%。当中国实现现代化成为高收入国家以后，就会使世界的高收入国家人口翻一番。西方发达国家从工业革命以后经过二百年，才使高收入国家人口占全世界的15.8%，而我们一个国家就会使高收入国家人口翻一番还多，这是在人口受益面上和西方式现代化的一个巨大差异。
第二个特殊性，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西方现代化虽然使平均收入水平提高，但是贫富差距在扩大。前几年有一本非常有名的书《21世纪资本论》，由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所著。根据他的研究，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国家的贫富差距不断在扩大。而中国要实现的现代化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第三个特殊性，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生活水平要提高，那么人的精神生活也应该不断丰富。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西方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平均物质水平提高了，但是精神贫困的问题造成很多社会矛盾、冲突和黑暗现象的出现。
第四个特殊性，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西方的现代化带来高度污染，二氧化碳过度排放导致全球气候变暖，造成海平面上升、南北极冰川融化、极端气候频繁出现等，这都是西方现代化的后果。而我们要确保生态文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第五个特殊性，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西方的现代化是从15世纪地理大发现开始，依靠殖民掠夺和暴力战争的方式，持续积累财富的“掠夺式”现代化。而中国的发展一直是以贸易等和平的方式，实现互利共赢、和平发展的现代化。而且，中国的发展不仅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还给世界其他国家带去了发展机遇。
因此，和过去认为的只有西方式现代化一条道路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拥有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
如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那么，怎样才能够真正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中，第一个特征是先天的、给定的，因为中国长期以来都是人口众多的国家，这不是我们的后天选择。其他四个特征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我们道路选择而取得的结果。现在中国仍然存在收入分配差距，但是我们希望实现共同富裕。我们希望在物质水平提高的过程当中，精神也不断丰富，实现物质文明跟精神文明的协调。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是重复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而我们是有意识地选择生态文明、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平发展也是我们的选择，我们不称霸，不侵占其他国家。
我们要思考，怎么样才能实现后四个特征所要达到的目标？
大家知道，我一直在倡导总结中国经验的新结构经济学。根据我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后四个特征，关键点是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根据一个国家在每个发展阶段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帮助企业家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选择产业和技术。
如果能做到这些，我们就能够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这几个特征。
首先，如果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是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就可以在初次分配的时候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因为，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生产成本会最低，并且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之下，可以把比较优势转变为竞争优势，这就是效率。不仅如此，发展中国家在早期阶段一定是资本相对短缺，而劳动力或自然资源相对丰富，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就会发展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并且用劳动力比较密集的技术来生产，就会创造最多的就业机会。但如果发展违反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采用资本密集型的技术，创造的就业机会就少。按照本国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技术，劳动力多的时候就选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农业、工业都是如此，同时使用劳动力密集的技术，就会创造最多的就业机会。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我们知道，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穷人的特性是缺资本，依靠劳动力来获取收入，而富人则主要靠资本获取收入。如果能够创造最多的就业机会，就能让那些收入水平低的人有最大的就业机会，从而分享发展的果实。不仅如此，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也会最有效率，最有竞争力，这样经济发展会最快，资本也会积累最快。这样一来，劳动力就会从相对丰富变成相对短缺，资本就会从相对短缺变成相对丰富。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劳动力的价格也就是工资会上涨得非常快。举个例子，上世纪80、90年代，在北京雇一名保姆一个月大概要花费几十、一百元，现在则需要五六千元，如果是住在家里的，甚至要上万，大概你的工资一半要给保姆。因为现在劳动力短缺，所以工资上涨非常快，穷人的劳动力资产会变得越来越值钱。反过来讲，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资本积累速度会非常快，资本就会从相对短缺变成相对丰富。相对丰富之后，资本的相对回报率，尤其相对于劳动力的回报率就会下降得非常快。于是，穷人的劳动力资产越来越值钱，富人的资产则不断相对贬值，收入分配因此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均。
新结构经济学做了不少实证研究，发现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国家，收入分配比较平均。在我们国内也是这样，越是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产业的地区和省份，收入分配就越平均；越是违背比较优势来发展的地方，收入分配就越不平均。所以，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在初次分配的时候就可以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
同时，在收入二次分配方面，政府也会更有能力来解决地区、城乡和个人的收入分配问题。由于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最有效率，经济发展会最快，政府的财政也会增加得最多。而且，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看，企业就有了自生能力，不需要靠政府的保护补贴就能生存，只要经营得好就能赚钱。当企业不需要政府的保护补贴，政府财政税收增加就能更多地去解决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而且能够投资于教育，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不仅如此，在经济周期波动或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临时失业者，政府也更有能力来帮助这些人。当然，政府也会更有能力解决鳏寡孤独等弱势人群的福利照护问题。因此，也能够更好地用二次分配来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
此外，中国文化中一直就有“已立立人，已达达人”的思想。在这种过程当中，如果我们的税收各方面能够鼓励收入比较高的人做一些捐赠，就有助于更好地进行三次分配（慈善公益捐赠）。如果企业是违反比较优势发展，不具备自生能力，靠政府保护补贴才能生存，“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它怎么有能力和信心去做企业捐赠呢？
综上，要实现共同富裕，前提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
其次，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不仅能够最好地实现共同富裕，还有助于精神文明的发展。中国有一句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人在收入水平很低时，为了活命，解决温饱排在第一位，礼节荣辱退居其次。因此，只要收入水平不断快速提高，人们变得富裕之后，对荣辱、礼节等精神文明的需求层次就能随之提高。
不仅中国文化如此，美国现代社会心理学中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也是同理。所以，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能够让平均收入水平提高得最快，分配也最好，依此才能实现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协调发展。
再次，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个人和家庭的收入水平增长最快，而且不只是少数人收入增长，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之后，人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断提高，就会更多地关心环境问题，反对污染，对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有更大的需求。政府需要满足人民不断增加的对美好生活的期望。这样，政府在法规、治理方面就会更注重生态环保。
从企业的角度看，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企业就具备自生能力，只要管理好，企业应该就能盈利，也就会有更高的意愿去采用绿色技术，去遵循环境法规，新结构经济学也在实证研究上证实了这一点。因此，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最好的方式还是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
最后，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一定是和平的发展方式。因为“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含义是什么？我们要把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好，变成竞争优势,那么，产品就不仅在国内市场有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也有竞争力，那么，就会要求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另一方面，对于我们自己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品，我们就少生产，多从国外进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要求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这样的发展方式最有效率。同时，我们的发展也会给其他国家带来市场。
依据比较优势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贸易来发展经济是互利双赢的，这样的发展当然是一条和平发展之路，而不是靠殖民掠夺别国的资源。
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应该很快也会成为按照市场汇率计算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届时，几乎各国跟中国贸易得到的好处都会大于中国自身从中得到的好处，这也奠定了和平发展的另一个基础。
总体而言，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维持政治稳定，发展经济，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我们要走的道路必须是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帮助企业家按照我们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发展。如果能做到，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就能够同时实现。第一个特征是先天给定的，后面四个特征在本质上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结果。
如何看待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
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我们未来的发展前景如何？
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大家都很关心，但是悲观或迷茫者众。这种情绪不是现在才有，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几乎每年都有。大家既关心国家发展，又忧心忡忡。
如我之前所言，如果中国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GDP总量就是其2倍，世界格局将进入一个新平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目标也将实现。
但这一切能不能实现呢？关键是按照比较优势，我们能不能实现中高速发展，在本世纪中叶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我想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发展的本质是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收入水平要不断提高的前提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现有的产业技术必须不断创新，每个劳动者在现有的产业里可以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同时，产业不断升级，新的、附加值更高的产业不断涌现，从而可以把劳动力和各种资源从附加值比较低的产业转移到附加值比较高的产业。唯有依靠这两个途径，生产力水平才能够不断提高。
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方面，中国作为处在追赶阶段的国家，和工业革命以后那些发达国家相比有一个“后来者优势”。那些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之后的收入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水平一直是世界上最高，意味着它们的产业和技术都处于世界最前沿。因此，它们想要有新的技术和产业就只能靠自己发明，因为无处引进。然而，自己发明需要非常大的投入，风险非常高。
从历史经验来看，那些发达国家在19世纪中叶以后到现在的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为2%，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四十多年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达8%，是发达国家的四倍。为什么能达到发达国家的四倍？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处在追赶阶段，人均GDP和劳动生产率水平都比发达国家低，对于企业家而言，可以依靠引进消化吸收做为技术创新的来源，不需要自己从头发明，其成本和风险比自己发明低。产业升级也是同样的道理。发达国家的产业已经在世界最前沿，想要产业升级就必须自己发明。我们现有的产业附加值比它们低，只要进入附加值比现在高的产业，就能实现产业升级，相比自己从头发明的成本和风险更低，成长速度就会更快。
问题是，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一直靠这种引进消化吸收的方式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四十多年后的今天，这种方式还有多大的潜力？
对此，争议颇多。有些人认为，东亚不少经济体当然也是靠后来者优势引进消化吸收，快速发展二三十年以后经济都大幅度减速，中国已经用了四十多年，经济是不是会减速更严重？
我个人的看法是，一国的技术或产业还能不能从发达国家引进消化吸收，作为其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来源，关键不在于后来者优势已经用过多少年，而是与前沿的技术和产业的差距还有多大。
根据我可以看到的资料，2019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人均GDP是美国的22.6%，约为四分之一。这相当于德国在1946年、日本在1956年、韩国在1985年跟美国人均GDP的差距水平，当时这三国都处于追赶阶段。利用跟美国的产业技术差距，即所谓的后来者优势，德国从1946年到1962年维持了16年平均每年9.4%的经济增长，日本从1956年到1972年维持了16年平均每年9.6%的增长，韩国从1985年到2001年维持了16年平均每年9%的增长。如果看人均量，德国从1946年到1962年，平均每年人口增长是0.8%，所以平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8.6%；日本在那16年间平均每年人口增长是1%，所以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是8.6%；韩国16年间平均每年人口增长是0.9%，所以平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8.1%。
德国、日本、韩国处于中国和美国近似差距的阶段，利用后来者优势，平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都在8%以上。这意味着中国应该也有这样的增长潜力。而且，中国和当时的德国、日本、韩国相比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如今出现了新经济，包括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等诸多新产业。
这些新产业有什么特性？
第一，它是新产业、新技术，我们跟发达国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第二，更重要的是，传统产业的研发主要靠大量资本投入，而且研发周期特别长，而人工智能、大数据这类新技术的研发周期短，需要的金融物质资本相对少，以人力资本为主。中国是14亿人口的大国，人力资本丰富，工程师多、天才多。而且，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所以新经济的技术研发出来以后，马上可以进入大市场，实现规模经济，进而降低成本，提升综合竞争力。
第三，如果新经济需要硬件，中国有最齐全的产业配套。
因此，我们在新经济方面和除了美国之外的任何发达国家比都有竞争优势。这些年中国的“独角兽”企业数量一直在和美国争第一，这也是德国、日本、韩国处于同一发展水平阶段时所没有的优势。
当然，与德国、日本、韩国相比，我们也有不利之处，因为它们在追赶美国时没有受到美国如此严重的打压。美国现在对我们采取所有可用的手段，施加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在军事、科技、金融、意识形态等多方面打压我们。
如前所述，中国要继续创新，很重要的法宝之一是后来者优势。可是美国不把高科技卖给我们，想方设法卡脖子。但美国这样做也要付出代价，所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比如，美国有优势的芯片等高科技产业需要巨大的研发投入才能够取得技术突破，之后能获得多大的利润取决于有多大的市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因此，如果那些高科技企业不把技术卖给我们，它们可能就从高盈利变成低盈利，甚至亏损。这些行业需要持续高水平的研发投入，如果没有高盈利支撑，研发投入跟不上，很难再持续领先。
因此，美国为维持霸主地位，从政治利益角度想卡中国的脖子，美国自己的企业表面上不得不遵守美国的法令，但在执行时恐怕会心不甘情不愿。例如，华为是最早被卡脖子的，美国禁止高通向华为出售芯片。可是2021年年底，高通向美国国务院申请到了特别许可，继续给华为卖芯片。因为失去华为这个大客户，其损失太大，所以高通想方设法规避美国政府的禁令。
美国希望用所谓“意识形态同盟”要求所有发达国家都跟中国脱钩，美国的企业尽管不情愿，也很难完全违抗美国政府。可是，欧洲、日本企业如果跟中国脱钩，同样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它们的损失是自己的，只是为美国维持霸权作嫁衣裳，何苦损己利人？因此，其他国家不愿意和中国脱钩，所以阿斯麦尔才会拼命给中国卖光刻机，德国总理、法国总统等欧洲国家领导人才会积极访华。
“卡脖子”在所难免，但我们仔细分析以后就明白，真正能卡中国脖子的只会是美国独有的技术，对此，我们必须用新型举国体制来攻关克难。但其他方面，中国仍然可以利用比较优势来发展，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如此，我们的市场会增长得最快，本来已经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市场，就还会成为增长最快的市场。美国及其他国家会逐渐意识到，对中国的打压损人不利己。而且，如果我们能够用好新型举国体制，一旦突破了被卡脖子的技术，这一技术的价格会马上下降，其他国家的企业从而失去竞争力。
在这种状况之下，只要我们自己能够保持头脑清晰，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只要克服了美国独有技术的“卡脖子”难题，我相信，在2035年以前就能和追赶阶段的德国、日本、韩国一样，拥有年均8%的增长潜力。
当然，这个增长潜力是供给侧的技术可能性，实际增长还要看我们的实际努力，比如能不能用好后来者优势、高质量发展等等。但我估计，有8%的潜力，维持6%的增长完全有可能。
接下来，从2036年到2049年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实现期，用同样的方式来分析，中国应该还有每年6%的增长潜力（供给侧的技术可能性）。再加上要克服“卡脖子”等问题，我估计可以实现4%左右的增长。如果从2020年到2035年能够实现年均6%左右的增长，从2036年到2049年能实现年均4%左右的增长，中国到2049年人均GDP应该可以达到美国的一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和中国式现代化即可实现。
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不只是中国自己的发展，作为世界第一大国，中国的发展还有不同凡响的世界意义。
追赶上发达国家，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梦想。然而，根据前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分析，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间，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的差距实际是扩大而不是缩小的。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当中，原来认为应该按照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发展，但大多都没有成功，仍然长期陷于低收入陷阱或是中等收入陷阱；而少数能赶上的就只有东亚几个经济体。
中国如果能够追赶上发达国家，将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伟大的里程碑。不仅如此，中国式现代化就能够给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一个新的选择方案。
我们多数人在读书和受教育的过程中，可能都容易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因为人类迄今为止的现代化就只有西方走出来的这一条路。西方现代化的这条道路当然有我们必须学习总结的经验，但不能轻易在两者之间划等号。历史事实显示，走西方化道路的发展中国家普遍没有取得现代化的成功。
如果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努力成功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类关于现代化的理论值得反思或更新。
迄今为止，人类关于“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和实践都来自西方，现代化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经验的总结。理论是什么？理论就是从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当中抽象出一个它认为的决定因素，比如，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共和宪政等等，进而形成理论。在理论模型里，某个变量会是最关键的变量，没有这个变量的发展就不会成功。
然而，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其社会经济变量都成千上万，非关键变量不保留在理论模型里，并不代表它不存在。所以，任何理论的构建其实是两个过程，一个是提出这个理论的学者把他认为根本性的解释变量“抽象”出来，一个是把他认为不重要的、没有直接或重大影响的变量给予“舍象”。总体而言，这是一个抽象和舍象的过程。
舍象是一个哲学语言，不是舍弃，是存而不论。这些存而不论的变量本质上是理论暗含的前提。如果被舍象的变量从量变上升到质变，从没有影响变成有关键性影响，原来的理论就会失掉解释力。理论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一个理论如果不能够解释我们观察到的社会经济现象，或者按照这个理论去做不能够实现理论所预期的结果，这一理论就会过时。我们读经济学或读思想史，会发现新的、盛行一时的理论总是在变化。原因就在于社会经济变量一直在变。
今天流行的现代化理论源于对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经验总结，内嵌于产生这个理论的国家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关键是，产生这些理论的国家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跟发展中国家一样吗？肯定不一样。因此，简单地把这些发达国家的理论照搬到发展中国家，难免会出现所谓“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说起来头头是道，实践应用中却不成功。
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包括我们中国自己的现代化，应该根据我们自己的现实条件来总结成功与失败背后的道理，提出新的理论。这样的理论才对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有更好的参考价值。这也是我这些年提出新结构经济学的最主要目的。
二战以后，发展中国家纷纷摆脱殖民统治，开始追求自己国家的现代化，目标是收入水平、生活水平能赶上发达国家。普遍的想法是，发展中国家生活水平低是因为生产力水平低，而生产力水平低是因为没有发达国家那些先进的产业。因此，二战以后盛行的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落后是没有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先进制造业。所以当时就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提出进口替代战略，采取政府主导的配置资源，去模仿发达国家发展先进制造业。理论很清晰，也很有说服力，但事实是，按照那样的理论去做的发展中国家基本都不成功。而少数成功的经济体所走的道路正好相反，都是从传统落后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开始。
到二十世纪80、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时，西方盛行的理论是新自由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在二战以后历经几十年还是发展不好？因为只有先进的制造业还不行，更关键的可能是没有实行发达国家完善的市场制度，政府干预过多，造成资源错误配置，寻租腐败。这种理论用来解释发展中国家为什么没有效率，当时也很有说服力。
但是，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去建立现代市场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都经济崩溃或停滞，而且危机不断。有极少数的国家另辟蹊径，如中国、越南、柬埔寨，在转型过程中没有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采用的是 “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渐进双轨制转型，这在当时被公认为最糟糕的制度安排。可是现在，能维持稳定和快速发展的转型中国家就是中国、越南、柬埔寨。
为什么按照主流理论，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来制定政策都不成功？我认为，正是因为那些理论脱离了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条件。比如，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发展不起来先进制造业？因为先进制造业的资本很密集，而发展中国家资本短缺，先进制造业违反了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
为什么二十世纪80、90年代新自由主义理论也不成功？因为发展中国家有很多扭曲，而那些扭曲的存在都有内生原因。已经建立起来的很多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或与国防安全有关，或与经济基本运行有关，如果全部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建言，把保护补贴一下子都取消掉，这些产业没有自生能力，必然崩溃，使经济基本运行出现问题，甚至危及国防安全。
不仅如此，即便是市场经济，一国从农业、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业，沿着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一步一步往上升级的过程中，也需要政府有为，市场无法解决全部的问题。人力资本谁提供？基础设施谁提供？市场经常失灵或存在失灵之处，谁来解决？所以，并不是只要相信新自由主义，让政府无为，完全让市场决定价格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西方主流经济学基本上是看发达国家有什么，对比来看发展中国家缺什么，或是看发达国家什么东西做得好，对比来看发展中国家什么东西做不好，然后就建议发展中国家去拥有发达国家拥有的，或是按照发达国家做得好的去做。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出发点很好，但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所讲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客观规律。
发达国家所拥有的那些不是天上凭空掉下来的，而是建立在其拥有的物资基础之上的。一方面，它们在地理大发现之后从海外殖民地掠夺到大量的资源，另一方面，通过工业革命以来的长期发展，积累了大量的资本，才建立起大量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中国家资本普遍短缺，所以和发达国家的前提条件、经济基础都不一样，经济运行方式和上层建筑也应该因地制宜，否则很容易“东施效颦”。
新结构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最大的差异是看自己有什么，即自身的要素禀赋，自己什么东西能做得好，即自身的比较优势。然后根据现有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把自己能做好的事情做大做强。如果能如此，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有条件、有可能实现如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几十年的快速发展，最后赶上发达国家，实现自己的现代化，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最大的世界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