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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科学谋划和推进“三农”工作;多位专家解读相关措施
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如何实现?
12月23日至24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为2023年的“三农”工作定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会议指出,建设农业强国要体现中国特色,立足我国国情,立足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农耕文明的历史底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要求,走自己的路,不简单照搬国外现代化农业强国模式。当前,要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科学谋划和推进“三农”工作,加强顶层设计,制定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规划;循序渐进、稳扎稳打,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情;因地制宜、注重实效,立足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解决农业农村发展最迫切、农民反映最强烈的实际问题,不搞脱离实际的面子工程。
会议强调,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要依靠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农村现代化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内在要求和必要条件,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农业强国的应有之义;要坚持党领导“三农”工作原则不动摇,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提供坚强保证。
如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多位专家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进行了解读。
关注1 农业强国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蔡海龙:
国情注定中国特色农业强国之路多样化
会议要点:建设农业强国要体现中国特色,立足我国国情,立足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农耕文明的历史底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要求,走自己的路,不简单照搬国外现代化农业强国模式。
解读:为什么在走向农业强国的道路上要体现中国特色?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蔡海龙告诉新京报记者,这与我国农业目前存在的短板息息相关。他提到,一方面我国虽然地大物博,但在巨大的人口基数面前,人均资源其实很少,资源禀赋如同“原生家庭”,是无法被改变的。
另一方面,与目前世界上的农业强国相比,我国的科技实力仍然相对落后;在生产环节,标准化程度还较低;而在农业经营方面,我国的品牌化运营和商品化运营能力还有待提高。“也就是说,在前端育种、中端生产和末端经营上,我们目前距离农业强国都有差距,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我国‘大国小农’国情决定的。”蔡海龙说。
但每个“原生家庭”又都有各自的“家底儿”,这些也是我国在迈向农业强国过程中,中国特色的体现。“虽然资源禀赋缺乏,但我国资源的种类是多种多样的。这表现在我们既有像东北地区这样适合大规模生产的黑色沃土,也有西南地区属于丘陵地带的小规模农业。”蔡海龙说,“这也决定了我国的强国之路肯定不是一条单一的路线,我们东北有规模化的农场,西南有具备高附加值的特色农业。资源的多样化,也注定了我国的农业强国路线是多样化的。”
同时,蔡海龙进一步提到了我国“大国小农”的国情背景,“即便很多地方经历了土地流转,但我国农业人口的体量还是比较多的,总体上还是以小规模经营农户为主,这样的背景使得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很难提升。但我们通过社会化服务,在某些生产环节上实现了规模化经营。”蔡海龙说,这是我国提高劳动生产力的重要创新和手段,“我们用市场化的方式,解决了我国人均土地资源不多,土地规模小的弊端。”
蔡海龙还提到,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满足14亿人口对农产品的需求,吃得饱又能吃得好,创造世界未有的先例,如何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农业强国实践中不以割裂农村和农民为代价,实现乡村振兴、共同富裕,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本身就是中国特色的体现。
蔡海龙认为,作为农业大国,我国具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供给保障能力,但若要迈进世界农业强国的门槛,还需要“高的劳动生产率、高的土地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
关注2 粮食产能提升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刁现民:
我国边缘土地和作物潜力巨大
会议要点:要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抓紧制定实施方案。要抓住耕地和种子两个要害,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把种业振兴行动切实抓出成效,把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
解读:我国粮食产量已连续8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达483公斤,高于国际公认的400公斤粮食安全线。但在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国家谷子糜子产业体系首席科学家刁现民看来,“我国地少人多,人均耕地面积不高。同时,我国依然是粮食进口大国,2021年进口的粮食超过1.6亿吨,未来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对粮食的需求也会相应提升,粮食安全仍然应该警钟长鸣。”
此外,“主产区、主粮作物产量也在不断接近极限”。刁现民说,“比如土地利用,我国华北、东北等主产区,土地长期超负荷利用,继续增产确实比较困难。再如作物,大宗作物的利用和开发,不论是育种还是栽培技术,都已经处在极高的水平。”
刁现民表示,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挖潜的空间。相比主产区、主粮作物,我国还有大量的其他类型土地,以及丰富的作物品种。如盐碱地,我国有近15亿亩盐碱地,其中至少1.5亿亩具有开发利用潜力。此外还有山旱地、丘陵地等也都有巨大的挖掘潜力。从作物层面看,高粱、谷子等传统作物,在品种、栽培以及管理技术等方面,开发程度不足,增产潜力巨大。此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再一次重申“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也提醒我们,要关注主粮之外的食物来源。
刁现民建议,“一方面,在种业方面,需要继续攻关,做好品种培育等工作。另一方面,当前亟待解决理论产量和实际产量之间的差距问题。这方面,需要做好技术集成、提高栽培、管理水平等,使实际产量尽快提升。”
刁现民表示,我国曾经实施多项粮食产能提升工程,而此次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具有综合性特征,在粮食生产的各个方面共同发力。“从会议精神中可以看到,会议全面强调了科技、土地、经营模式、观念等方面的工作。以科技为例,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也是农业发展的重要动力。从世界范围看,各农业强国无一不是农业科技发达的国家,如美国,在种业、机械化等方面水平非常高。再如以色列,这个建立在沙漠上的国家,通过高超的农业科技,成为农业出口国之一。以色列的水利技术全球闻名,其滴灌技术,可以精准地为每一株作物提供最合适的灌溉量和灌溉方式。还有荷兰,这个建立在滩涂上的国家,其农业技术同样排在全球前列。”
在不断发展农业科技之外,土地、农村建设等领域对粮食生产的助力同样重要。刁现民说,“会议特别提出了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逐步把永久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等,全方位地保障和促进粮食生产,对未来保障粮食安全,有重要的意义。”
关注3 大食物观
中国农业大学讲席教授、全球食物经济与政策研究院院长樊胜根:
全社会参与 共建“大食物观”支持体系
会议要点:要树立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多途径开发食物来源。要严格考核,督促各地真正把保障粮食安全的责任扛起来。
解读:业内人士认为,“大食物观”里的粮食范畴,是指提供一切动物和微生物生命代谢基础需要的糖源、蛋白质、脂肪、纤维素和各种矿物质、维生素的种子类和根茎类植物,包括麦类、豆类、粗粮类和稻谷类等。
中国农业大学讲席教授、全球食物经济与政策研究院院长樊胜根告诉记者,大食物观反映的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理念,“传统的食物理念过于重视种植业,对森林河流湖泊海洋的保护较少,因此容易出现围湖造田、伐林造田等破坏生态系统的现象。而‘大食物观’是要面向整个国土空间要食物,这就要求人们必须重视整个食物系统的可持续性。”
樊胜根告诉记者,三十年来的经济增长,中国人的食物结构呈现出多元化特征,表现在中国居民对水果、蛋类、水产品和奶类等营养食物消费量逐渐增加。但他同时指出,当前居民膳食中的脂肪、碳水化合物仍旧较高,而蔬菜水果、海鲜等,则比较少,这和平衡膳食的要求,仍有一定距离。
今年四月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指出,居民每天的膳食应包括谷薯类、蔬菜、水果、畜、禽、鱼、蛋、奶和豆类食物;平均每天摄入12种食物,每周25种以上。“当前,人们应该适当减少红肉的消费,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消费,增加蔬菜水果、全谷物、海鲜的消费,这是未来的趋势,也是践行大食物观、平衡膳食的要求。”樊胜根说。
“我们要践行‘大食物观’,就需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需要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干净的大气、水和森林,是可持续性食物系统的保障。但问题是,要保护这个生态系统,不能仅依靠政府力量,甚至不能仅依靠一个国家,这需要所有人的参与。”樊胜根说。
樊胜根认为,从世界角度看,践行大食物观,全球农业贸易政策协调机制应该继续完善,食品产业先进的国家应该积极援助相对落后的国家。
樊胜根表示,目前我国的农业补贴政策需要继续改革,当前农业补贴政策是对主粮的补贴力度较大,而对其他食物行业的补贴较少,应增强对营养、健康、可持续性的食物产业的财政支持,对不健康、不可持续的食物征税;将财政刺激政策中的部分资金用于支持农业食物系统转型,支持营养健康、低碳可持续食物的生产,增加环境友好型食物供给同时改善居民膳食结构;建立生态补偿试点的上下游财政转移支付安排,完善补偿机制。
“此外,国家和科研机构还应该调整农业技术研究方向,要从过去只注重单产产量向多赢方面转移,赢产量、赢营养、赢环保、赢减排。而居民应该增加全谷物、水果和豆类的消费,减少对精制谷物和红肉的过量消费,适度饮食,珍惜食物,杜绝舌尖上的浪费,减轻水土资源压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樊胜根说。
关注4 乡村振兴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朱启臻:
乡村振兴需要按照规律办事
会议要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人力投入、物力配置、财力保障都要转移到乡村振兴上来。要全面推进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振兴”,统筹部署、协同推进,抓住重点、补齐短板。
解读:“近两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大家最直观地感受到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越来越好。道路村村通、24小时自来水供应、厕所改造、垃圾清运等,都有了明显改善,乡村环境整体提升。”长期关注和研究农民、农村问题的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朱启臻表示,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乡村振兴政策在落地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大家意识到乡村振兴的重要性,但什么是乡村?乡村应该有什么样的特点?这些把握得还不是很清楚。于是,在建设乡村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破坏乡村的现象,尤其是对乡村文化的破坏。“乡村振兴需要按照规律办事。发展农业,按照农业规律办事。建设乡村,就得按照乡村的规律办事,不应该所有都‘想当然’。”
此外,乡村振兴依然面临着乡村人才和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朱启臻表示,现在全国乡村振兴做得比较好的地方,都是很有吸引力的地方。“有了人,有了人才,乡村的产业才能发展,其他方面也才能有活力。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工作两年、教师轮岗、人才下乡等固然很重要,但目前最紧迫的是解决新型农民培育问题。我们所说的人才振兴,最主要是对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培养,最关键的是解决未来谁来种地,谁来发展生产,谁来建设乡村的问题。”
此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坚持本土培养和外部引进相结合,重点加强村党组织书记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培训,全面提升农民素质素养,育好用好乡土人才;要引进一批人才,有序引导大学毕业生到乡、能人回乡、农民工返乡、企业家入乡,帮助他们解决后顾之忧,让其留得下、能创业。”
朱启臻认为,解决人才振兴问题并不是某一个措施就能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一系列政策体制、机制的改革。比如土地问题。想适度发展规模经营,却没有足够的土地流转。土地政策稳定不稳定,是三年一变还是五年一变,还是长久不变?比如到乡村去,能不能有住房的问题;外来人员不是集体成员,能不能承包土地?如果可以承包土地,能不能得到当地政府一系列的支持?“人才问题是一个很综合性的问题,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政策。”
关注5 乡村建设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桂华:
乡村建设要改变人进城资源下乡的错位
会议要点:农村现代化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内在要求和必要条件,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农业强国的应有之义。要瞄准“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的目标,组织实施好乡村建设行动,特别是要加快防疫、养老、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高乡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让农民就地过上现代文明生活。
解读: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桂华表示,在我国乡村建设中,目前道路、电网等基础设施已经相对健全,重点是要解决农村中“一老一少”的问题。实际上,现阶段我国的乡村建设仍存在许多错位现象,在乡村教育方面,大部分农村年轻人进城了,但是教育资源却下乡了,一个村小三五个学生,这样的乡村教育是办不起来的;有的地方政府将有限的养老资源建设成了高端的康养小镇,这忽略了大部分农村老人的养老需求。
桂华建议,医疗和教育可以发挥集聚效应进行布局,而养老资源正好相反要下沉。目前,我国对乡村教育投资很多,但是效率较差,乡村教育应该是在县域范围内按照人口规划布局,在乡镇级建立中心完全小学,在若干乡镇之间建立完整初中,以县域为范围布局高级中学。
学生在村、老师进城,乡村教育如何开展?桂华表示,乡镇学校的老师不一定住在村里,他们可以在城市和县城生活,按照大部分县城到乡镇的范围来计算,从县城到乡镇的通勤距离与大城市上班通勤距离接近,乡镇可以通过通勤大巴车常态化、配备教职工宿舍等措施,让老师安心教书。与此同时,给村里的孩子配齐校车,解决乡镇下边乡村孩子的上学问题。
目前,我国乡村三级医疗体系中,村卫生室主要提供公共卫生服务,乡镇卫生院承担部分小病诊疗,县级医院配置优质医疗资源。在现阶段的县乡村三级医疗建设中,其中乡村卫生室还应在承担公共卫生职责的基础上,增加普及农民健康卫生知识,基层卫生体系可以在这方面发挥作用。
此外,桂华表示,在乡村建设上要避免两个误区,一是把大批精英年轻人留在农村很难,年轻人是要进城就业的,返乡创业也不必成为大气候,有少数年轻人返乡创业即可;另一个是乡村建设定位不要太高,乡村定位应当是中国老龄化的战略后方,农村养老资源应该下沉到村、下沉到乡镇,在村一级开展互助养老,在乡镇一级将养老院和卫生院结合,重点关注80岁以上的失能老人。
桂华表示,整体上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建设,大体上可以2035年为节点,在此之前,我国重心在城市,聚焦经济发展,农村建设在这个阶段以保底建设为主,主要解决农村养老、农村基础设施以及土地规模化等问题,可通过2028年新一轮土地承包的契机,解决农村土地细碎化问题,为农业现代化奠定基础;在此之后,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城乡关系基本稳定,进城潮过去了,农村人口相对稳定,国家有更多精力建设乡村,也将避免资源错位的情况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