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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数字化尽管在改变乡村时空关系、人际交互方式、生产要素组合、乡村治理方式等方面有许多功效，但乡村的数字化进程也面临着一系列需要应对的新挑战和新关系。
一是数字赋能与数字适应的关系。数字赋能是数字化产生功效的源泉，但这种赋能能否转化为功效，还与赋能对象对数字化的适应能力有关。我国乡村数字化赋能的终极对象是文化层次低且类型分化明显的农民，他们存在着比较普遍的数字不适应所导致的数字鸿沟问题。因此，在数字乡村建设中，一方面要不断提高农民对数字化的适应能力，另一方面也要重视数字赋能的有效性，把握数字赋能与农民数字适应的平衡点与协同点。
二是数字排他与数字共享的关系。数字（数据、信息）这一要素及其转化品，既具有私人属性，又具有公共属性，前者具有排他性，后者则具有共享性。如何在数字乡村建设中处理数字排他性和共享性的关系，首先要清晰不同数字（数据、信息）在提供、加工、应用、消费过程中的属性特征、主体特征及其确认依据。其次，要从技术与制度层面入手，处理数字排他与共享性关系，以既防止数字（数据、信息）的侵权使用，又防止数字（数据、信息）的过度垄断。
三是数字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关系。与社会资本依存于关系社会的基本特性不同，数字资本具有明显的依存信息社会的特点，两者既有联系性又有差异性。联系性是两者的资本价值形成都与社会交互关系的利用有关，差异性是社会资本的形成更偏向于人情关系网络，而数字资本的形成更偏向于数字关系网络。中国社会是典型的关系社会，乡村尤为如此。许多村庄矛盾的解决和事情的办成，常常需要依靠社会资本的力量，单纯依靠数字关系网络的社会资本在这时候往往不具备优势，这是因为数字尽管可以智能化、快捷化，但往往难以人格化和人情化，因此，在数字乡村的建设中，尤其是数字治理的过程中，如何既发挥数字资本的功效，又发挥社会资本的功能，实现数字化与人格化的相互兼容，极为重要。
四是数字带动与数字替代的关系。在数字乡村建设的过程中，还需要关注数字化对乡村经济社会活动的带动与替代关系及其影响。简言之，就是要分析线上运行与线下运行的关系及其影响。总体上看，数字化对乡村社区公共事务管控与群众参与具有比较明显的带动效应，但对关联性事务线下运行的替代效率并不明显，明显的标志是数字化没有减轻基层干部与员工的工作繁忙程度。这意味着，乡村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的数字化还需要与基层政府的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数字化的效率。从数字化对农业生产与流通以及居民消费的带动与替代关系看，总体上是生产领域的线上对线下的带动性比较明显，而流通和消费领域则是线上对线下的替代性比较明显。需要对数字化在农产品流通和消费领域所产生的线上对线下的替代效应作具体分析，基本的判别思路是，要对线上运行的效应与线下运行的效应进行比较，要将替代成本引入分析框架，避免线上替代所引致的线下业态萧条、就业压力及其连锁反应的不利影响。
作者：黄祖辉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 文章来源：《半月谈》2022年0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