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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如何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如何着眼国家重大战略需要，稳住农业基本盘、做好“三农”工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带着这些问题，《中国名牌》全媒体专访了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首席专家黄祖辉。
更好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 审慎改革农村土地制度
《中国名牌》全媒体：历史经验表明，经济一有波动，首当其冲受影响的是农民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2000多万农民工返乡。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国际经济下行影响，一度有近3000万农民工留乡返乡。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进一步改革我国农村经济制度尤其是土地政策制度，从而在继续保持社会大局稳定的基础上，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黄祖辉：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复杂多变，贸易冲突与局部战争并存，同时世纪疫情持续肆虐人类，这是一个多重影响相互叠加的时期。
在这样的情势下，作为正在崛起、迈向中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程中的14亿人口大国的中国，受到多方面的影响，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中央及时提出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战略，强调做好自己的事，稳定为主、稳中求进、审慎改革等方针，是中国针对当前复杂多变国际形势的重要应对。
基于这样的考量，我国农村在近期内仍将主要发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压舱石”“稳定器”“蓄水池”的重要作用。相应的，我国农村的土地制度，包括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宅基地制度和集体建设用地制度，将会继续在“三权分置”架构下进行稳步与审慎的改革;我国广大的农村居民在城乡之间仍将是“进退自如”的“两栖型”人口。
但从发展趋势看，随着国家对中小城市发展的不断重视，尤其是提出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方针和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计划，未来我国农村人口流动的区域半径将会缩短，就地就近城镇化和市民化将会成为农村人口、农村产业、城乡关系发展的新重点和新趋势。这是面对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继续保持国内社会稳定大局，稳中求进，更好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夯实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基本盘的重要举措。乡村应抓住这样的发展机遇，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乡村建设为契机，促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人居环境进一步改善，使广大乡村成为宜居宜业宜游，并且共富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盘，进一步发挥好“压舱石”“稳定器”“蓄水池”的作用。
重构科技兴农体系 释放数字红利
《中国名牌》全媒体：当今世界，人类正经历两大技术革命：生物技术革命和与数字有关的信息技术革命。数字乡村建设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行动，也是释放数字红利催生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的重要举措。在数字化赋能开启乡村振兴新模式方面，您认为哪些领域是亟需重点关注，并应予以资源倾斜从而加大创新力度的?科技兴农有哪些难点和重点?
黄祖辉：数字乡村建设是与数字有关的信息技术革命在农村的全方位呈现。数字乡村是伴随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以及农民现代信息技能的提高而内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和转型进程，它既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
在数字化赋能开启乡村振兴新模式方面，应处理好与数字化有关的四对关系。
一是数字赋能与数字适应的关系。数字赋能是数字化产生功效的源泉，但这种赋能能否转化为功效，还与赋能对象对数字化的适应能力有关。我国乡村数字化赋能的终极对象是文化层次比较低的农民，他们中的相当比重的群体存在着对数字化不适应所导致的数字鸿沟问题。因此，在数字乡村建设中，一方面要不断提高农民对数字化的适应能力，另一方面也要重视数字赋能的有效性，把握好数字赋能与农民数字适应的平衡点与协同点。
二是数字排他与数字共享的关系。数字(数据、信息)这一要素及其转化品，既具有私人属性，又具有公共属性，前者具有排他性，后者则具有共享性。如何在数字乡村建设中处理数字排他性和共享性的关系，首先要清晰不同数字(数据、信息)在提供、加工、应用、消费过程中的属性特征、主体特征及其确认依据。其次，要从技术与制度层面入手，处理数字排他与共享性关系，以既防止数字(数据、信息)的侵权使用，又防止数字(数据、信息)的过度垄断。
三是数字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关系。与社会资本依存于关系社会的基本特性不同，数字资本具有明显的依存信息社会的特点，两者既有联系性又有差异性。联系性是两者的价值形成都与社会交互关系的利用有关，差异性是社会资本的形成更偏向于人情关系网络，而数字资本的形成更偏向于数字关系网络。中国社会是典型的关系社会，乡村社会尤为如此。许多村庄矛盾的解决或事情的办成，常常需要依靠社会资本的力量，单纯依靠数字关系网络的数字资本在这时候往往不具备优势。因为数字尽管可以智能化、快捷化，但往往难以人格化和人情化，因此，在数字乡村的建设中，尤其是数字治理的过程中，如何既发挥数字资本的功效，又发挥社会资本的功能，实现数字化与人格化的相互兼容，极为重要。
四是数字带动与数字替代的关系。在数字乡村建设的过程中，还需要关注数字化对乡村经济社会活动的带动与替代关系及其影响。简言之，就是要分析线上运行与线下运行的关系及其影响。总体上看，数字化对乡村社区公共事务管控与群众参与具有比较明显的带动效应，但对关联性事务线下运行的替代效率并不明显，明显的标志是数字化并没有减轻基层干部与员工的工作繁忙程度，反而使他们感觉更忙了。这意味着，乡村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的数字化还需要与基层政府的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数字化的效率。从数字化对农业生产与流通以及居民消费的带动与替代关系看，总体上是生产领域的线上对线下的带动性比较明显，而流通和消费领域则是线上对线下的替代性比较明显。需要对数字化在农产品流通和消费领域所产生的线上对线下的替代效应作具体分析，基本的判别思路是，要对线上运行的效应与线下运行的效应进行比较，要将替代成本引入分析框架，避免线上替代所引致的线下业态萧条、就业压力及其连锁反应的不利影响。
当前我国科技兴农的主要难点，从科研部门研发、到推广部门推广、再到农民应用过程看，整个链条并不是很顺畅，既存在农业科技研发与实际需求脱节的问题，又存在科技推广网络“线断网破”，力量不足的问题，还存在技术接受应用者农民文化程度不高，同时组织化程度低、经营规模小，接受新技术能力弱、动力不足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重构科技兴农体系，要建立研发、推广、应用一体化体系与网络，使科技供给与需求更好对接，同时，要充分发挥农民合作组织和数字化赋能在这一体系中的作用。
当前我国科技兴农的重点，一是农业种子种苗技术的自主性创新，这是我国现代农业发展和国际竞争的短板，亟需通过联合攻关进行突破。二是农业机械化、智能化、设施化技术的创新与应用，以既降低农业劳动强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又提高农业效益、农民收入和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同时，要不断提高农民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推进农业多类型适度规模经营，建构多元化的农业服务体系，只有这样，科技兴农才能真正落到实处，才能有效实现农业科技进步的贡献。
城乡一体协调发展 走共同富裕发展之路
《中国名牌》全媒体：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扎实有序做好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重点工作，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浙江作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有哪些先进经验值得借鉴?在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下，这些先进经验的复制推广中应当关注和避免哪些问题?如何实现共同富裕与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
黄祖辉：浙江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实践中，可供其它区域借鉴的经验，一是在对共同富裕重要意义、科学内涵和基本思路形成共识的同时，及时制定相应的发展规划和行动计划，突出共同富裕发展的系统性思维、制度性突破、操作性安排以及面上与重点相结合的推进路线。二是确立“扩中、提低”思路，把重点瞄准浙江山区农村和低收入群体，着眼于做大国民收入“蛋糕”基础上的切好“蛋糕”，把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作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基础与重要前提。三是高度重视共同富裕发展过程中对外来流动人口的包容性和城乡老龄化人口的养老保障水平提高和养老服务体系的优化与完善，探索社区养老、居家养老、机构养老相结合的新型养老模式。
走共同富裕发展之路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本质要求和必经之路。我国区域辽阔，地区发展差异性大，各地在共富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和短板，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因此，各地推进共同富裕发展要从自身发展水平和条件出发，不宜操之过急，不宜照搬他人做法，尤其要重视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妥善处理，要遵循经济发展效率优先，但也要关注公平;公共保障与服务公平优先，但也要重视效率的原则。
共同富裕发展需要与城乡一体化发展相协调。这是因为，无论从工业化、城市化乃至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与阶段，还是从城乡要素流动和城乡消费市场发展态势的角度看，我国总体上已经到了城市发展离不开乡村支持，乡村发展离不开城市带动的城乡融合发展阶段。尽管共同富裕发展的短板主要在农民农村，但解决农民收入低，农村发展滞后问题还是需要通过城市化的带动，包括进城农民的就业与市民化;城市资本、人才、技术到乡村的助力以及城市居民到乡村的休闲消费等，都是实现乡村振兴和乡村共富发展所不可或缺的。
与此同时，将县城作为城市化发展的重要载体，推进县域经济的发展和县域层面的城乡一体、城乡融合发展，无论从管理体制、要素制度，还是从空间成本等角度看，都有助于农村居民就地就近城市化和市民化，有助于乡村资源要素在县域空间的优化配置，进而推进区域的共同富裕发展。此外，实现共同富裕发展与城乡一体化发展相协调，从基本制度层面看，建立城乡一体社保制度和财产制度仍需既审慎又积极的推进。
农业品牌化势头迅猛 因地制宜激发内生动力
《中国名牌》全媒体：全国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三农”工作重心进行了历史性转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新时代的新要求。品牌化是农业现代化的标志，是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抓手。在如何适应新时期农业品牌建设要求，打造一批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受欢迎、有竞争力的中国农业品牌方面，您有哪些中肯建议?
黄祖辉：我国总体上已进入全面小康社会，与此相适应，城乡居民的生活消费也由数量需求为主向质量需求为重转变。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这种转变，促使我国经济从粗放型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品牌农业，或者说农业的品牌化发展，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发展品牌农业必须树立两大理念：一是以品质树立品牌、以品牌拓展市场、以市场提升品牌。二是以区域共用品牌带动区域产业发展，以区域共用品牌提升区域名气，实现品牌价值与区域发展的互动共进。
与工业品牌的打造与营运不同，农业产业与自然生态禀赋相关，具有区域性特点和生命周期，并且经营主体主要是农民，因此，农业品牌使用的排他性较弱，具有区域共用性特点，需要地方政府主导和规制，农民参与和遵从，市场运营和竞争。
当前，地方政府对农业品牌化发展极为重视，我国农业品牌化发展呈现迅猛势头，但存在同类产品品牌过多，难以形成合力，内卷化竞争明显。此外，品牌打造和营运不协调，往往是重打造，轻营运。因此，迫切需要建立农业品牌打造、营运、规制“三位一体”体系和农业品牌链与农业产业链相契合的品牌产业链。要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协调功能，克服农业品牌的内卷化竞争，同时要培育适应政府和市场相衔接，市场化运作的农业品牌营运组织。就农业区域共用品牌的发展而言，要致力于区域品牌整合和空间拓展;加强区域品牌营销和监管;提升区域品牌质量与声誉;增进区域品牌收益和共享度。
改善人居环境和基础设施 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
《中国名牌》全媒体：对于资源禀赋不强的乡村，如没有旅游资源和矿产资源、土地贫瘠、交通不便的地区，乡村振兴该如何实施?长期以来农村人才外流，该如何破解这个乡村治理、人才兴农痼疾?
黄祖辉：这些乡村是我国农村发展条件最差，难度最大的区域。这些乡村尽管已经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但往往发展条件和能力仍然不足，需要对这些乡村进行综合评估，根据不同的情况，对他们的问题采取不同的办法措施。
对于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缺乏基本生存资源，并且地处偏远、基础设施很差，短期内也难于改变的村落，应考虑整体易地搬迁的办法。但值得注意的是，要高度重视搬迁群体在迁入地的就业、社保和公共服务的配套以及新社区的社会融入等，防止工作不到位而引起规模性返贫。
对于资源生态环境还可以，并且有一定的土地资源和产业基础的薄弱乡村，则要按照中央对脱贫地区五年过渡期的政策安排，重点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的文章，发挥区域资源特色优势，贯彻落实中央有关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计划和人居环境改善计划等，加快推进乡村振兴中的产业振兴、生态振兴，改善乡村人居环境和基础设施，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形成长效脱贫的机制与发展路径。
对于人才长期外流，既缺乏年轻劳动力，又缺乏村庄治理能力的乡村，首先应通过乡村产业发展和政策激励，吸引外出人才回流;其次是通过政府干部和大学生下基层，开展支农、支教、驻村，担任村第一书记，兼任村干部等，完善乡村组织体系和治理体系，不断加强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发展能力和社区治理能力。（文/张兰）
专家介绍：
黄祖辉，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创始院长，首席专家，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一级）；兼任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农经学会副会长、浙江省咨询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委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咨询委员会委员、浙江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