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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处理好知与行相统一的关系。
知行统一，这是我们老祖宗的教导。在乡村振兴中，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因为我们在这方面存在很多教训，如果重蹈历史覆辙，我们的乡村振兴就不可能达到中央的要求和目的。
乡村振兴的伟大意义，应该说已经引起了各方面的高度重视，并取得了深刻认知。当然，不能说认识已经足够了，我们仍然需要不断深入学习、不断提高认识。
而这里要强调的是行的问题。当今乡村振兴最重要的是行动。我记得很清楚，朱镕基总理在十九年前的2003年，所作的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讲，“过去的五年，我们一直是把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的”，胡锦涛总书记2002年出任总书记后，作出的第一个重要指示，就是把“三农”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仅此加起来“重中之重”就有15年的时光，那为什么到了习主席上任几年后，贫困人口还有9800万，为什么贫困县的帽子还一个没有摘？这就说明，在三农问题上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做到知与行的相统一，口号喊的多，付诸行动少。按习主席的总结，就是“三农问题，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
我于2001年即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时，在全国政协常委会有个发言，题目是“农民问题是中国一切问题的大问题”提出了农村问题的要害是“取多予少，只取不予”。后来一号文件表达出要“多予少取，放活”六个字。虽然如此，也因为缺乏应有行动，而致农村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2003年10月，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对经济工作做出了一个决议，我根据自己的了解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上，提出了四点担心，一是担心解决三农问题的力度不够，二是担心区域差距会继续拉大，三是担心遏制收入差距扩大的措施不力，四是担心干部素质不佳会影响决议的贯彻执行。事实上这些担心在后来的发展中都出现了。
基于这样的一些历史经验，我认为乡村振兴必须要抓好知与行的相统一，要牢记习主席“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指示，坚决改变“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定式思维和惯性路径。
二、处理好增加农民收入与改善其它生存环境的关系。
乡村振兴提出了20字的方针，即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五句话对振兴乡村都同等重要，并且是相辅相成的，因此都要抓好。但是，以我的体验和认知，对中国多数农村的现实而言，工作重点应放在致富农民和增加农民收入上。这一是因为中国农民的收入还很低，同城市的差别比较大，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很不相称。就我所知很多省的老年农民都七八十岁了，国家给的生活费才只有七、八十元。还有统计资料表明中国有50%的家庭，没有银行存款，而且多数是农民，如何改变这种状况，提高农民生活水准，应是乡村振兴最紧迫的任务。二是，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只有使农民收入增加了，生活富裕了，才有可能和力量促进乡风文明，改善生态环境，社会才能更安定，乡村治理才能更有效。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在乡村振兴中，必须处好生活富裕与其它十六字的关系。要把增加农民收入摆在第一位。
三、处理好增加农村人气与让农民变市民的关系。
随着时间推移和城乡壁垒的存在，上一代的农民今天已经变老，不少外出青年因在城市不能落户，留下了妻儿在农村，因此农村形成了九九、三八、六一部队，也还有一些智力发育不好的人也多留在农村。为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在乡村振兴中，正在号召在外打工和创业成功人士回家乡创业，以解决农村人气不足，特别劳力不足的问题，这是必要的。我也在北京召开的大学生回乡创业大会上讲过话，鼓励一些大学生回家乡创业和发展。
但是，一定不能为了增加农村人气，而看轻了我们的城市化仍严重滞后的问题，及城市化对农村发展的重要性。总的看，中国广大农村还需要进一步推进城市化，特别是要促进县城的发展。城市是推动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头脑和心脏。马克思讲，“城市越大搬进去越有利”，恩格斯说“伦敦因为聚集250万人，使每个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00倍”。世界上20个发达国家，他们的农业人口都在5%以下。中国现在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只有欧盟的20%，澳大利亚的7%，阿根廷的2%，原因就在城市化率过低，户均土地过少。
就我了解，中国凡是城市发展较好的地区，那里的农村也都更加富裕和文明。为此，我们还要高度重视县城的发展规模，要通过县城的规模化、现代化、工业化，更多吸收当地农民进城，以分流农民、减少农民。与此同时，要允许农村发展产业，创建公司，下决心搞好以工带农、以工补农、以工富农的工作。作为一二线大城市，更要降低门槛，让更多工作于城市几十年的农民工和农村出身的大学毕业生落户城市，并放宽政策、创造条件使他们的妻儿父母向城市迁居。同时国家应鼓励更多农村出身的大学生回乡创业。从正反两方面改变农村人口结构与现代农业发展不匹配的现状，迎接农村知识结构与年龄结构的提升和改变，创造农村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四、处理好龙头企业发展与建立农民入股公司制企业的关系。
八十年代末，依国务委员宋健指示，我们在国外考察引进了一村一品和公司加农户体制。国外的公司加农户体制多是农民为股东的公司制企业。由于农产品的加工、运输、销售的利润一般高出农产品本身10倍左右，为了把这部分利润留给农民，很多国家不允许非农民企业走进农村，农村的龙头企业多是农民入股的公司制企业，有专业性的，综合性的，因为有公司作加工、运输、销售和进行多种经营，所以农民很容易随着公司的发展壮大走向致富的道路。
而我国，公司加农户走的是正大公司让农民帮助养鸡的路子，说的是公司加农户，实际上公司的利润与农民没有任何关系。公司虽能赚很多钱，而农民却很少受益。山东一公司冷冻销售葡萄，出手1公斤10元，收农民的是6角1斤，说是农民可在公司打工，但一年不超过40天。这样的龙头企业利润很诱人，但农民没有份。
因此，乡村振兴要更多组织农民入股的公司制合作组织，在财政、金融和政策大力支持下，让这样的公司挑起农产品加工、运输、销售的大梁，将其效益和收入留给农村和农民。
五、处理好国家扶植与农民自力更生的关系。
在乡村振兴中，动员广大百姓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是搞好乡村振兴的根本力量，从长远看，一定要提倡这种精神，更不能在奋斗过程中出现1958年大跃进中出现过的“劳动英雄累的腰痛，二流子懒汉照样吃饭”的不好现象。要有好的政策激励农民为乡村振兴而奋斗。
但是，依照当今的中国农村情况和我们国家的实力，我认为国家扶植乡村振兴这一块一定要加大财政与金融的扶持力度。美国历史经济学家davisland讲，“有钱才能赚钱”。现在的中国农民在银行有存款的屈指可数。没有本钱，他们很难发展。因此，国家要加大支持力度，一是要加大转移支付并从中提出一些钱给农民，或支持集体兴办企业或开展营销和运输。过去的“重中之重”总见不到效果，就是农民没本钱，什么事也干不成。再就是要给农民政策，应允许他们以承包的土地和居住的房屋做抵押进行贷款。银行应果敢的迈出这一步，为乡村振兴做贡献。
六、处理好引进资金和项目，与防范资本控制的关系。
资本是发展所必须的，但资本主义的运作模式，弄不好会导致社会主义道路被颠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已有很多产业被资本所控制，甚至教育都面临被颠覆的危险。中央高瞻远瞩，洞察秋毫，决定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杜绝资本的野蛮生长，这是伟大的英明的。
我们的乡村振兴，三农发展，要引进资金、引进项目，这是必须的，但也必须警惕资本的野蛮生长和资本的恶性控制。现在土地流转有三种情况，一是流到已致富的农民企业家手中，二是流到了城里来的龙头企业，三是流给了外资企业，例美国一农业控股公司全球90家企业中，中国就占了71家，从事榨油、浓缩蛋白、粮油加工、水稻加工、面粉加工、饲料生产、化肥生产等，他的到来，实行“大鱼吃小鱼”，形成了行业的绝对控制，造成我们不少农村公司倒闭。我们很多农民入股的公司发展不起来就是因为资本的野蛮成长和掌控。为此，我们乡村振兴，绝不能为了局部的受益而忘记了全局，一定要防范资本的掌控。
七、处理好发展农村产业与保粮食生产的关系。
中国户均土地只有日本的29%，韩国的30%，同欧美相比不足其1%。因此，只靠土地种粮，多数农民是富不起来的，农民不能致富，乡村必难振兴。为此，解决中国农村问题，除了通过城市化分流减少农民外，还要在农村大力发展产业，开辟更多就业门路，提高农民劳动生产率。中国农村富起来的地方大多是产业发展较好的地方，江苏华西村、河南南街村都不例外。
但是，发展产业是一定要用场地的，是要占用农田的。改革开放初，我们在广东，说建一个工厂要30亩地，镇长点头就可以了。还有一次在顺德要毁掉几十亩稻田养鳗鱼，也是镇长一句话。但后来，内地的市长都没有这样的权力了。进入新世纪后，我在四川凉山州考察，一位州长讲，我们要用几亩地也要省里批。
为此，我们乡村振兴中，一定要放开搞活一些政策，特别是对开发过度的中原地区，村镇周围都是保护性粮食产地，为了支持他们发展产业，就要做一些调整，要在权衡利弊情况下，松动和调整部分保护性粮食产地，有限制的划拨一些土地，支持粮食产区的农民发展加工业和多种经营。
八、处理好重点示范与全面振兴的关系。
我们乡村振兴同其他方面的工作一样，做一点样板进行示范，以使面上的工作有一个遵循的方向和目标，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很长一个时期来，不少农村工作往往是对搞重点做示范比较热心，常把重点示范作为政绩，作为门面，经常是锦上添花、花上垒花。而到了面上开展工作时，较少有更多的政策扶植和资金的支持，不要说锦上添花了，连雪中送炭的机会，也很少见到了。
这次乡村振兴，是推进全面小康的重要行动，全面的乡村振兴绝不能被少数示范点所取代。毛泽东主席50年代就讲过，“我们的富是大家的富，我们的强是大家的强，富和强人人都有份”。只有坚持这样的方向，我们才能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得到保障。因此，乡村振兴一定要处好点与面的关系，这有这样，才能实现“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的现代化建设的总目标。
九、处理好科技创新与坚持人民至上的关系。
在当今世界激烈竞争中，唯创新者进，唯创新者强，唯创新者胜。我们的乡村振兴也不例外，一定要把创新作为第一资源，要通过创新思维、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业态、创新模式、创新品牌，保证乡村振兴的高效率和高质量。此中，科技创新是基础，一定要抓紧抓牢。农村振兴要用好新技术、新装备，新机械、新种子、新肥料、新农药等等。
但是，科技是个双刃剑，就像原子能一样，可以被和平利用，也可以用来毁灭人类。很多科技成果的研发与推广是有利益驱动的。例如，曾经在中国奶业中出现的三聚氰胺事件，为了赚钱不惜造假和损害人的身体健康。三聚氰胺不是奶农想出的，是高等学府的研究人员推出的。诸如此类，这些年致癌的剧毒农药，除草用的草甘膦，以及各种促生长剂、膨大剂、增粘剂、增筋剂、增白剂等等大量涌向市场，走进农村，融入了农业生产和食品加工，有不少正在给人们的健康带来风险，此中一些以创新为幌子的慢性杀手，需要高度警惕。中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共产党执政的宗旨是为了人民，人民至上是共产党百年奋斗的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因此，我们在狠抓创新推进乡村振兴时，一定要处好创新与人民至上的关系，要坚持以人民利益为中心，正确判断和取舍创新的成果，分清是非曲直，坚持正确方向。
十、处理好人才的下派支持与培养本土人才的关系
当今世界的竞争归根结蒂是人才的竞争。事情是人干的，有什么水平的人，才能干什么水平的事。农村过去几十年的发展缓慢和问题增多，归根结蒂是人才的外流，人才匮乏。为促进乡村振兴，要大力向农村派遣人才，只有更多的懂得农业，热爱农村，热爱农民的人走进农村建设农村，农村才可能振兴。但仅此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大力培养本土人才。1985年我在日本大分县考察一村一品运动时，大分的知县平松守彦告诉我，大分由贫穷走向富裕的一个秘诀，是“让大分人爱大分建大分”起了作用，并通过一村一品这个抓手，使大分得以崛起。因此，我们的乡村振兴，除了向乡村派干部外，应该狠抓本土人才的培养，我们的大学和一些专科职业学院，应扩大开放力度，可以降低分数线标准，为广大乡村，按照哪来哪去的原则，培养更多工匠和经营管理人才，毕业后分回原籍。本土人才大量成长起来之时，才是广大乡村振兴之日。
另外，我们也可向我们的祖先学习，出台更多激励政策，让更多退休的官员、干部、教师、技术专家在退休后回到祖籍地或工作过的农村去，这不仅会给农村带来新技术、新思维，也一定会给农村带来更多的新思想和新风尚。中国是能够在党的领导下办大事的国家，只要中央有号令，有政策支持，我想2.5亿的退休人员中，一定会有数千万人奔向农村贡献农村，如此的千军万马必将成为乡村振兴不可估量的力量。
作者：任玉岭，著名经济学家、书法家、战略思想家，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原国务院参事，第九、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 中国物流策划研究院和中物策(北京)工程技术研究院的院务委员会主席，中国物流与供应链智库的专家委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