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微信公众号
文|胡冰川
乡村特色产业的识别一直是具有争议的。有的村养鱼，有的村养猪，有的村发展山地农业，显然是各具特色的，但是不能据此认为这些生产经营活动都是乡村特色产业。乡村产业和乡村特色产业需要有清晰的界定，例如在浙江临安，山笋是当地特色，这算不算乡村特色产业，实际是存疑的。
特色的形成取决于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动态调整
之所以打出这样的问号，是因为存在明显的“概念泛化”。如果说山笋之于安吉算乡村特色产业,那么柠檬之于安岳、稻米之于五常，是不是都算特色产业?这样一来，在空间上处于乡村的一切经济活动显然都具备当地特色，是不是都要算乡村特色产业?
农家乐、渔家乐，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体验莫过于爬山出海吃饭。受到竞争压力之后提档升级，发展民宿，环境、设施、体验全部对标奢华酒店，一时间各地风起云涌。如果哪个地方不发展点民宿，好像就没有品味，农村工作似乎就失去了抓手。正因为如此，才使得乡村特色产业并不那么“特色”，同质化情况十分严重，甚至在个别时段出现桔子、荔枝卖不掉喂猪的情况。
除了“概念泛化”之外，对乡村特色产业还存在另外一种认识偏差，就是“概念僵化”。现阶段从社会角度对农村特色产业存在明显的认识偏差，主要原因在于，国家有政策支持引导，因此各地想着法子往上贴，莫过于争取一些项目和资金支持，至于“特色”不特色，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对于这一问题，相关部门也制定了乡村特色产品分类标准与具体范围，例如特色水产品指青草鲢鳙四大家鱼之外的特色水产品，而查干湖、千岛湖的胖头鱼作为鳙鱼的一种早已家喻户晓，人人都知道是当地“特色”。
现阶段，咬文嚼字来讨论乡村特色产业的认识和概念问题，本身没有意义。关键在于把乡村特色产业延续好、发展好。至于哪些算特色、哪些不算特色，完全取决于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动态调整。过去青海是传统牧区，现在一跃成为最大的国产三文鱼产地，足以说明“特色”并非一成不变。在很大程度上，社会共识并不能描摹“特色”的具体模样，所以我们说了并不算!
乡村产业发展主要动力在于市场主体的能动性
从本质来说，特色产业是对所在地自然条件与人类活动的最大化利用。例如贵州山地蔬菜，利用海拔形成的小气候，和东南地区的蔬菜形成收获和上市的时间差异，从而获得更高的市场回报。但是这一点在10多年前是无法实现的。“地无三尺平”的贵州山地如果缺乏有效的交通基础设施，不可能实现山地“特色”的价值变现。再例如，江南地区的刺绣、草编等民间工艺制作，显然是农民在农闲时节对时间的最大化利用。在农耕时代各地都有利用农闲从事经济活动的传统，这些都是传统乡村特色产业的源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人口快速从乡村迁移到城市，2021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4.7%，2035年预计将达到80%。无论是农村劳动力结构，还是农作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一部分传统的乡村生产活动已经逐步失去了经济功能，转变为文化遗产;另一部分则通过更为专业的方式转变为乡村产业。直观来看，云南哈尼梯田仍然具备农业生产功能，但其更重要的价值贡献在于文化、生态、景观，并非经济性;而寿光蔬菜产业则形成了高度专业分工，种植户、贸易商等市场主体均能从中获得竞争性回报。实际上，现有乡村特色产业主要是强调其产业功能和经济作用。
一旦强调产业功能和经济作用，其发展和演化一定是内生的，就是发挥市场主体的能动性，所谓“无利不起早”。如前所述，在贵州“县县通高速”的背景下，江苏、浙江的茭白经销商立刻就带着资金和技术扎进大山，推出错峰上市的高山茭白。广东徐闻的菠萝曾经名不见经传，但是搭载电商发展的快车，推出“菠萝的海”网络营销活动，成为爆品。诸如此类，足见乡村产业发展主要动力在于市场主体的能动性，乡村特色产业同样也是如此。
展望 在胡冰川看来，乡村特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从政府和社会支持角度，除了现行的支持体系之外，更多时候需要的是对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这些新事物的宽容，有时候也需要一定的远见。
构建区域公共品牌和企业商业品牌的联动机制
中国农业生产的空间展布决定了农业生产的差异性。几十年以前，中国农产品产销具有较强区域性，例如东北地区冬季蔬菜供应相对有限，人们形成了冬储的习惯。随着基础设施完善，市场体系健全，当前全国各地消费者甚至可以接近全年吃到“车厘子”，更不用说阿克苏的苹果、云南的糯玉米。市场一体化对过去“一村一品”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中国有接近50多万个行政村，3万个乡镇，以村镇为单位的品类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不能满足产出的规模要求。没有规模的乡村生产是谈不上产业的。从产业发展的内在要求看，未来“一村一品”势必要突破村镇边界，甚至突破县域、市域的行政边界，在更大的空间进行展布。
从政府工作角度，早期已然注意到“一村一品”的空间局限，因此着力打造“区域公共品牌”，希望对生产主体和空间范围进行适当扩展。能够看到从省域到县域的区域公共品牌产品层出不穷。
就历史而言，区域公共品牌是约束结果，源于物质匮乏与市场的有限交换。无论是耳熟能详的西湖龙井，还是吐鲁番葡萄，都是短缺时代的产物。从现有区域公共品牌发展来看，有必要构建区域公共品牌和企业商业品牌的联动机制，形成优胜劣汰的动态调整。举例来讲，“吉林大米”作为省域的公共品牌，授权使用的企业上百家，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对公共品牌建设的拖累。
区域公共品牌的价值往往取决于短板。如果授权企业过多，管理难度加大，那么最终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负反馈。
乡村产业发起是从0到1的过程
传统意义上的乡村特色产业不妨理解为农耕时代的范围经济，而现代产业体系的基本内涵是规模经济。无论是河南伊川以仿古文物出名的烟涧村，还是“中国油画第一村”的深圳大芬村，初期发展都是非常曲折的。但是进入规模化的快车道以后，依靠产出数量直接培育出了世界级的仿制艺术品市场。近年来，两地已经以“仿制”为起点，开始直接进行艺术创作，无论是艺术内容和形式，还是市场回报，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实际上，从烟涧村和大芬村的发展中能获得启发：乡村产业规模化是从1到N的过程，相对较为容易;但是乡村产业发起和艺术创作一样，是从0到1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两地政府不仅是起到了规范行业，同时也起到了积极引导作用。这里所说的积极引导可能不光是资金和政策的支持，更有价值的指引也许是一个更高的视角、更宽的视阈。
并不是否认企业家首创精神，只不过很多时候变革需要借助一些外力。自己给自己理发有一部分人可以做到，但是自己给自己动手术的人则寥若晨星。试想，如果仍然是沿袭传统小作坊，靠做旧、高仿这些方式，是没有出路的。艺术创作和产业发展如果要跳出恶性循环，有时候可能需要借助必要的外力。
回到乡村特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主线，在现行法律法规等制度框架下，只要有利可图，其可持续发展是自然的;对于无利可图的，在很大程度上往往也没有价值。从政府和社会支持角度，除了现行的支持体系之外，更多时候需要的是对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这些新事物的宽容，有时候也需要一定的远见。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