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将农业及其关联产业发展排斥在乡村产业发展之外，盲目要求农业退出乡村、乡村向城镇看齐

近年来，部分乡村地区特别是非城郊型乡村地区，将农业发展排斥在乡村产业发展的视野之外，推动农业加快退出乡村，或将农业发展置于乡村产业发展的次要乃至依附地位；将农业农村现代化简单等同于农村现代化，不注重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融合发展，甚至简单要求乡村（产业）向城镇（产业）看齐、按城镇标准建设乡村。由此，导致乡村大量耕地被撂荒，或被交通道路、厂房、公用设施、休闲旅游场所占用，使得乡村越来越缺乏乡土味、农耕情，甚至乡村越来越像城镇。有的地方脱离资源禀赋和市场需求，盲目推动农民发展乡村民宿、休闲旅游或其他非农产业，导致农业由乡村发展的“台前”加速转向“幕后”，甚至趋于消亡。有些地方的乡村建设盲目追求“高大上”，用城市思维治理乡村，推动甚至强迫农民集中“上楼”，导致农民发展庭院经济等乡村产业缺乏支撑，导致农民农产品消费商品化过程提速，进而影响农民生活质量。有些地方对美丽乡村建设拔苗助长，通过设立过高的环境美化和环境保护指标，加大畜禽禁养限养、秸秆禁烧力度，导致农业农村经济加速单一化、乡村生活加速城市化，稀释了乡村物质文化和精神生活的内涵。

在少数乡村地区，上述举措可能确实促进了农民增收致富，且不说其促进农民增收的效果能否持续，但就全国多数乡村地区而言，这种撇开农业的乡村振兴往往不具有示范意义和推广价值，而且容易导致乡村旅游或乡村非农产业发展过多过滥，加剧同质竞争。长期来看，这种发展不利于实现乡村产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甚至会因前期较大的资源和要素投入，给未来乡村产业发展增加沉没成本或风险隐患。就总体而言，盲目要求农业退出乡村、乡村向城镇看齐，不仅容易让乡村丧失特色和神韵，而且容易牵绊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步伐。

（二）片面追求扩大乡村产业组织规模，抬高农民参与乡村产业发展的门槛

进入21世纪，许多地方把推进农业土地规模经营作为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导致耕地向种养大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集中的水平在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就总体而言，农户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在一定限度内有利于促进现代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提高农业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土地规模经营和服务带动型规模经营应该是我国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两条重要路径，并保持竞争发展、优势互补态势。如果农业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主要依靠农户之间的自愿流转来实现，那么，农户转出土地的进展往往与其在非农产业就业渠道的拓展相适应。这种农业经营规模扩张的过程，可能伴随着土地转入、转出双方收入水平的提高，更有利于实现农民共同富裕。但现实中，也有部分土地流转是以工商资本为主导、通过大规模连片流转实现的。相对于农户间土地流转形成的农业规模经营，工商资本大规模连片流转土地实现的农业规模经营容易拉动土地成本迅速提高，增加农业经营风险，强化农业生产“非粮化”倾向。这种以工商资本为主导的大规模连片土地流转往往有地方政府推波助澜，容易导致小农户脱离农业的进程被人为提速，形成过快过猛的问题。比如部分地区通过下任务、定指标、设奖惩等方式，要求乡村在一定期限内完成一定规模的土地集中任务；部分地区强力推进乡村集中居住和农民集中“上楼”，撤村并居的步伐过快过猛，有意无意地加大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不便，导致农民被迫远离农业、转出耕地或将耕地托管给服务组织，为加速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创造条件。在此过程中，如果农民就业渠道的开拓和就业能力的提升慢于农民脱离农业的步伐，很容易导致部分农户难以通过非农就业增收空间的开拓而有效弥补农业就业增收空间的收缩，加大其实现就业增收和共同富裕的难度。在部分地区，地方政府强力推动发展农业土地托管，导致农户区域性群体性让渡农业土地经营权，加速形成新型服务主体对小农户发展农业的替代效应，也会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加快脱轨。在此背景下，如果小农户脱离农业后拓展就业渠道、提升就业能力进展较慢，也容易导致部分小农户在走向共同富裕进程中掉队落伍。

推动乡村企业扩大经营规模，引导督促乡村产业加快企业化、专业化、规模化转型，往往是加快乡村产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近年来，许多地方节能环保压力加大，也是推动乡村产业加快企业化、专业化、规模化转型的重要动因。但是，也有部分地区片面强调乡村产业的企业化、专业化、规模化转型，对乡村特色资源开发和综合利用重视不够，对发展乡村小微企业特别是非正式组织发展富有特质资源禀赋、民俗文化底蕴和乡土创意内涵的乡村产业重视不够，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乡村经济的多元化、综合化发展，影响乡村就业增收渠道的开拓和乡村产业竞争优势的培育。比如，许多富有农耕文化内涵、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质的乡村创意文化产品、风味食品和柳编、草编等手工技艺，市场规模未必很大，但往往有较强的珍稀性、工艺性、观赏性，文化内涵和消费体验独特，可以较好地满足个性化、差异化、零星小量的细分市场消费需求，并转化为乡村产业发展机会。过度强调乡村产业的企业化、专业化、规模化发展，容易导致片面追求行业规模扩张和数量增长，加剧部分乡村产业的同质竞争和产能过剩问题农民农村丧失通过开发长尾市场实现就业增收的机会。

（三）片面追求行业规模扩张和数量增长，加剧部分乡村产业的同质竞争和产能过剩问题

近年来，我国许多特色农业和乡村产业片面追求规模扩张和数量增长，导致无效供给增加、同质竞争加剧、质量效益下降的问题日益凸显。如2000年我国茶叶、水果产量分别为6.83亿公斤和622.51亿公斤，2019年分别增加到27.77亿公斤和2740.08亿公斤，19年间分别增加了3.07倍和3.40倍，年均递增7.7%和8.1%。从2000年到2019年，按年末人口计算，我国人均茶叶产量由0.54公斤增加到1.97公斤，水果产量由49.13公斤增加到194.33公斤。2019年，我国人均蔬菜、瓜以及苹果、柑橘、梨、葡萄、香蕉等产量分别达511.37公斤、59.31公斤以及30.09公斤、32.51公斤、12.28公斤、10.07公斤、8.27公斤，人均菠萝、红枣和柿子产量分别为1.23公斤、5.29公斤和2.34公斤。而且在这些产品中，多数出口比例并不高。仍以2019年为例，我国蔬菜、茶叶产量分别为72102.57万吨和277.72万吨，而蔬菜、茶叶出口量分别仅为979万吨、36.7万吨，分别相当于同年产量的1.4%和13.2%；蔬菜贸易顺差尚有145.4亿美元，水果贸易逆差却达29.1亿美元。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张和数量的增长，许多乡村产业包括特色农业大而不强的问题迅速凸显。有些特色农业规模的扩张，还伴随着部分产品生产从适宜区向次适宜区甚至不适宜区的转移，导致总体品质下降、品质分化加剧、竞争力弱化，甚至部分优质产品生产的发展遭遇劣质产品品质和声誉下降的拖累。比如，近年来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猕猴桃种植规模最大、产量最多的国家，但许多从事猕猴桃种植的农民收入堪忧，许多地方的猕猴桃因“放烂不熟，口味寡淡”而成为众多消费者口诛笔伐的“劣果”，优质果品少、单位效益低的问题凸显。

片面追求规模扩张和数量增长的现象在乡村非农产业中也是比较严重的。比如，许多地方不顾资源禀赋、市场需求、原料支撑等，盲目兴办乡村产业园区和乡村产业项目，甚至不惜下任务、定指标、密集考核，导致乡村企业同质竞争加剧，农产品原料供给难以有效支撑加工能力扩张和品质提升的需求，加剧了乡村企业规模小、层次低、竞争力弱的问题。有些乡村产业项目盲目追求“高大上”，出现“市长认可，但市场不认可”“愿景很好，落地很难”“盆景难以转化为风景”的问题，缺乏可持续发展能力。近年来，我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迅速推进，开始对促进农民就业增收和提升农民参与发展能力发挥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深化，区域之间同质竞争、产能过剩和质量效益竞争力提升困难的问题也在迅速凸显，尤以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为甚。相当一部分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设施投资大、见效慢、投资回收期长，其服务质量、消费体验和特色品位也不够，难以形成文化和旅游吸引力，也难以形成对农业提质增效的带动效应。有些地方简单复制先行地区的发展路径，不注重市场的开拓和品牌、特色的打造，更不注重研究市场供求的动态变化，导致区域产业规模扩张过快，项目投产之日就是开始亏损之时。有的农产品加工项目本意是通过“公司＋农户”方式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结果却因加工项目经营失利，导致农户参与的农产品原料基地建设难以为继，出现农产品原料“卖难”和农业减收问题；甚至前期农产品原料种植的大量投入形成沉没成本，加剧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艰难和迷茫情绪。

（四）营商环境和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供给亟待改善，头部企业及其辐射带动能力亟待提升

相对于城镇，农村地域空间分散，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环境较差，容易增加企业运行成本和发展风险，妨碍人才和优质要素进入乡村产业，影响市场渠道开拓和价值链升级；也容易导致营商环境成为乡村产业、乡村企业发展的制约瓶颈，影响乡村产业质量、效益、竞争力的提升，而这又会进一步影响乡村产业、乡村企业对优质资源的吸引力。因此，许多地处乡村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产业链条短，产业层次低，创新能力、盈利能力和品牌影响力弱，经济实力和抗风险能力差且发展后劲不足，对周边小微企业带动能力弱。近年来，随着劳动力成本和劳动力对就业环境要求的迅速提高，许多乡村企业招工难，工资侵蚀利润问题凸显，招青工和技工难问题更为严重。尤其是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考验，乡村企业容易出现资金链断裂、产能利用率下降甚至停产、倒闭等问题，这与营商环境和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的短板制约有很大关系。比如，许多乡村企业产品结构单一、营销渠道不畅，一个重要原因是相关公共创新和营销服务平台建设滞后。近年来，在行业集中化、品牌化步伐加快的背景下，许多乡村企业难以成为行业头部企业，容易因行业竞争或头部企业“围剿”，而经营状况加速滑坡。这同乡村营商环境和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局限密切相关。部分地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不足，加之许多重大灾害往往突发性强，甚至多灾并发，容易加大乡村产业运行风险。

此外，许多地方的乡村产业缺乏具有行业影响力和辐射带动能力的头部企业，从而影响了乡村企业竞争合作关系的优化和产业链供应链升级。头部企业与一般企业之间、乡村企业与农户之间利益联结机制不健全，也影响乡村企业带动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效果。有些地方对乡村企业行为缺乏有效的社会责任约束和负面清单管理，容易导致乡村企业对乡村资源要素采取掠夺性经营，甚至将破坏耕地、损害生态环境的后果转嫁给乡村区域和农民。有些地方只注重带动农民增收，不注重带动农民提升参与发展的能力，导致农民增收高度依赖相关财政支持项目，项目结束后，农民收入很快回归从前。如有些地方政府通过财政补贴、财政贴息等方式支持乡村企业发展，其前提是享受这些优惠政策支持的乡村企业需将财政补贴或优惠贷款作为低收入农户股金，按固定股息给农民分红，却缺少带动农民增强发展能力的有效机制。近年来，推动农业农村经济数字化转型日益引起重视，但如何对“赢者通吃”和“少数人迅速得益，多数人被迫“买单”现象形成有效的制衡机制，如何帮助农民特别是小农户有效解决参与数字化转型能力短缺的问题，在许多地方尚未引起重视。这都会妨碍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进程。

（五）乡村产业支持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亟待加强，优化市场调控仍需不懈努力

近年来，国家支持乡村产业发展的政策频繁出台，乡村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不断改善。如2021年9月出台的《农业农村部办公厅中国农业银行办公室关于金融支持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发展的意见》、2021年10月出台的《农业农村部关于促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做大做强的意见》、2021年11月出台的《农业农村部关于拓展农业多种功能促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政策导向鲜明，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但就总体而言，这些政策实际作用的发挥客观上需要经历一个渐进过程。就当前而言，乡村产业发展的支持政策仍然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在政策支持上过分重视引导乡村产业组织做大做强，对鼓励头部企业或经营主体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带动农民农村共同致富方面发挥引领带动作用亟待加强；二是对支持乡村小微企业和庭院经济、手工作坊等乡村产业非正规组织发展乡村特色经济带动农民共同富裕重视不够，在支持市场营销、创新服务、质量检测等相关服务体系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上亟待加强；三是对电商平台的压级压价和失信行为缺少有效的制衡机制，影响乡村企业推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标准化生产的积极性；四是部分支持政策缺乏有效的实施机制，仍然存在“政策好、落实难”的问题，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仍需不懈努力。如随着产业融合的深化，许多乡村产业对中长期资金的需求迅速增长，而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和企业经营风险的增加，银行对企业限贷、惜贷、抽贷等行为有所强化，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这一问题亟待财政、金融部门合作，探索加强对乡村企业中长期资金支持的方式和路径。

此外，近年来国内外发展环境的不稳定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增加了国内外发展环境的不稳定不确定性，给优化乡村产业发展的市场调控增加了新的难题。在此背景下，优化乡村企业发展的市场调控至关重要。但是，在乡村企业发展中，部分政策调整和市场调控举措就单项政策出台而言，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然而因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缺乏统筹协调，容易因政策叠加导致用力过猛或“急刹车、猛给油”的问题，加剧市场供求和价格波动。还有一些政策前瞻性不足，加之政策落地见效的滞后性，导致顺周期调节的问题，放大经济运行波动。此外，当今世界数字经济日新月异，但是利用数字技术优化农业和乡村产业发展的市场调控在总体上仍然刚刚起步，亟待加强引导支持，为促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