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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浙江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光荣使命，开始率先探索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之路。
发展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村集体经济富不富，农民钱包鼓不鼓，直接决定高质量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成色。
6月，浙江省农办、省农业农村厅、省乡村振兴局联合印发《农业农村领域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行动计划（2021-2025年）》，集体经济要在5年内实现跨越式发展。浙江再次以奋勇争先的姿态，践行坚决完成使命的庄严承诺。
近日，记者走进浙山浙水间的乡村，品味其间折射出的辩证法，浙江高质量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方法论”，已呼之欲出。
之江潮涌、奋楫逐梦，锚定强村惠民新航向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要实现农村农民共同富裕，做大“蛋糕”是基础，这个基础来自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近年来，浙江厚植优势，打造出支撑高质量发展集体经济的“定海神针”。
——用“如椽巨笔”擘画美好远景
集体经济是撬动共同富裕的金杠杆，这一认识已扎根浙江干部百姓心底，融入浙江农村集体经济的一次又一次迭代升级。
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航民村这些年积累了百亿资产，“清一色”姓“集体”，村民人均占有净资产360万元，很早就实现了“全村没有困难户，家家都是富裕户”，用航民村领头人朱重庆的话说，靠的是“始终如一坚持集体经济，坚持共同富裕这条路不动摇”。
知向何处则方向不惑。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王通林表示，从长远来看，只有集体经济实力增强了，才能更好地增进农民福祉、发展农村事业，在农村双层经营体制中更好地发挥“统”的功能，才能有条件补齐共同富裕中的这块“短板”。
在“八八战略”指引下，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加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有机统一，与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同频共振，带来的活力与生机，让浙江农村的共同富裕之路有了坚实支撑。
转化为全局胜势的起笔已经落下：2020年，浙江农村集体资产总额超过7200亿元，集体经济总收入610.3亿元，省定集体经济薄弱村全面“清零”……浙江在农村富裕之路上底气满满。
——用“无形之手”重塑经营生态
浙江人历来善于经商，民营经济量大面广，发展集体经济是否会“与民争利”？在杭州市萧山区衙前镇凤凰村能得到较好答案，该村每7户家庭就有1户经营企业，在老书记胡岳法看来，村集体赚房租钱，村民赚产业钱，“集体经济与民营经济是‘两条腿’，两条腿走出来的共同富裕，稳！”
稳稳的自信，来自稳稳的发展路径。在浙江，集体经济善于“扬长避短”，跳过在竞争性领域和实体产业中的劣势，发挥资产资源长处，做好租赁、物业“一条龙服务”，为民营经济拓展空间、搭建平台，在优质服务中找到了新增长点。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浙江农村集体经济正与民营经济共舞。
探索，不止于此。2019年，一项名为“公司化经营”的试点在杭州市临安区光明村悄然落地。光明村成立集体经济发展公司，在公司化转型、市场化运营中实现全新变革。一年后，“推广临安‘村庄经营’理念，推动经营机制向市场化转变”被写入省委、省政府出台的巩固提升集体经济的指导性文件。
浙江省农业农村厅政策与改革处处长方杰认为，让集体经济进入市场竞争，遵循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开展运行，这是浙江定下的主攻方向。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之路，就是以共同富裕为目标，走更高质量、更有效益、更加公平、更可持续且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新型集体化、集约化发展道路。
——用“有为之手”厚植发展根基
发展集体经济，首先是要把集体组织发展好。2007年，浙江修订了全国第一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地方性法规——《浙江省村经济合作社组织条例》，赋予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地位，明确其集体资产经营管理的主体地位。2015年制定了《浙江省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条例》，对于集体资产管理和集体经济发展作了进一步法律规定。
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逐步积累。2017年，浙江打响了三年村集体经济“削薄”战，多渠道为村集体“输血”造能。至2019年底，省定6920个集体经济薄弱村全面消除。
2020年，浙江又定下一个“小目标”：启动新一轮村级集体经济巩固提升三年行动，提出24项举措，通过输血、造血、活血，引导薄弱村增强自我“造血”功能，到2022年消除年收入20万元且经营性收入10万元以下的集体经济相对薄弱村。
厚植集体经济根基，浙江不遗余力。今年以来，在率先示范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全面推进数字化改革、“提低扩中”“双强行动”中，处处都能看到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精妙设计。
政府“有为之手”也打出财政支持组合拳。在实施“消薄”三年行动中，省级财政安排资金3.85亿元，市县级财政投入超百亿元，发挥“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2022年前将为村集体经济组织发放优惠利率的促进增收类贷款500亿元以上；持续推出财税、土地等综合配套优惠政策，让政策活水精准滴灌到根子上。
积厚成势、蓄力跃升，锻造高质量发展格局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素来是浙江的“金字招牌”，也是浙江高质量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浙江积极探索创新多种发展模式，为集体经济注入强劲动力。
——乡村“领头雁”打造集体经济增长极
如何让“弱村”共享发展成果？2019年，湖州市南浔区提出一个新招——“强村公司”，各行政村联建集体企业，以市场化运营模式，承接公共财政投入项目，实现“村村成股东、村村有分红”，村集体“零掉队”。
如今，“强村公司”模式已经遍布浙江，全省已组建省、市、县三级强村公司1000多个，“强村”点子里也植入乡村产业新业态，成为各村集体经济增收的“一泉活水”。松阳县大东坝镇“强村公司”与社会资本合资收购二滩坝水电站的88%股份，使全镇各村集体收入实现了真正的可持续增收。
治本于农，务兹稼穑。坚守“农”字，奔向村强民富，需要带头人。2017年以来，浙江坚守“红色根脉”，同步推进集体经济发展及软弱落后村党组织转化工作，选出最能打仗的“红雁”。通过导师帮带、治村导师联盟，治村高手与年轻英才们组成师徒结对帮带，传授发展村集体经济的“真经”。
奋进中的浙江乡村，引发“两进两回”热潮，农村职业经理人、乡村运营官成了乡村“最强外脑”。杭州市临平区运河街道双桥村引进具有乡村文旅策划优势的乡村“CEO”郑巧飞，让已举办四届的稻作节，从2018年的赔钱赚吆喝转变为现在的20余万元营收，期间路边摆摊的村民收入也从每天百余元提高到了千余元。
——资源要素优势转化“持续造血”功能
推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质量转化，浙江敢闯敢试。2019年起，云和、安吉、常山、开化等地纷纷成立“两山银行”，被精心呵护的绿水青山转化为优质的资产包，通过经营性渠道反哺村集体，直接印证了“生态就是经济”的科学论断。
实现“颜值”到“价值”转换的通道不止一条。作为全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市，丽水的山、水甚至空气都有“生态定价”，直接加进农产品价格、民宿房价里，化为实在收益。一方山水“明码标价”让外地人重新认识了绿水青山。
为破解村集体没钱办事的困局，2006年，平湖市创设“飞地”抱团模式，鼓励各村把零星的建设用地指标“飞”到平湖经开区建标准厂房，每年获得不菲的分红。如今，“飞地”模式已经遍布浙江，跨县、跨市甚至跨省“飞地”抱团纷纷出现。到2022年底，资源有限、容易“返薄”的村将全部纳入“飞地”抱团项目。
今年，“飞地”经验再度联姻山海协作升级版，山区26县整合资金，到沿海发达县投资建设产业、科创、“消薄”等3类“飞地”，完成了“山”与“海”的跨区域牵手。
多年来，浙江依托改革创新激活土地要素，形成集聚效应，释放更大动能。绍兴率先实施“闲置农房激活计划”，义乌探索深化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湖州探索农业“标准地”“点状供地”……广袤的大地上，越来越多的资源要素被激活，正在成为发展集体经济的强劲内动力。
——抱团发展催生最大溢出效应
走南闯北的浙江人，最明白合作共赢的意义。长兴县小浦镇八都岕景区有五个村，特殊的自然区位环境，导致了单独发展潜力有限。八都岕人决心“片区组团”，打破原有的区划壁垒限制，成立八都岕经济联合总社，岕内村统一规划建设，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共同开发利用这一片好山好水。
观察浙江村域，抱团“进步”、组团发展已成为一股新趋势，共建共享共富的村域发展道路，日益清晰。
淳安县枫树岭镇下姜村是浙江乡村“美丽蝶变”的缩影。如今，下姜村与周边的24个村一起，组成“大下姜”乡村联合体，各村产业统一规划、各具特色、彼此互补。今年上半年，“大下姜”集体经济收入同比增长近44%，强村与弱村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
王通林说，浙江正计划培育百条新时代美丽乡村共同富裕示范带，推广“大下姜”乡村联合体共富模式，鼓励多个行政村开展组团式、片区化联合建设，探索“先富村带富一片村”长效机制。
共谋发展思路，共结富裕硕果的“集结号”已经吹响。今年，浙江106个共同富裕先行村，自愿组成共同富裕百村联盟，旨在增进村际沟通交流，强化优势资源互通，实现发展经验共享，全力推动广大农民共同富裕。
兼善共享、乘数驱动，映现绿富美幸福本色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在浙江，这句话从一句响亮的口号，已成为不断发生着、延展着的幸福故事，故事内容是乡村的巨变，是农民群众的幸福感。
——发展与共享的有机统一
浙江人踏实肯干、勤劳致富的故事俯拾皆是，而分享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蛋糕”，是浙江农民的另一份幸福密码。
走进乐清市大荆镇下山头村，一眼望不到头的铁皮石斛种植基地就是村民致富的“秘密”。围绕铁皮石斛，下山头村一二三产业渐成规模，村民们有了务工收入，还有分红，口袋越来越鼓了。
大河淌才能小河满。集体产业兴旺，带来浙江农民群众的满满收获：2020年，浙江农村人均收入首次突破了3万元，连续36年位居全国各省区第一，所有县农民收入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浙江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96：1，首次降至“2”以内，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56，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小。
村子富了，就要给村民办实事，这是萧山凤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沃关良的治村思路。在凤凰村，村民们的“幸福指数”用村规民约的形式明确下来：粮食、油料、天然气免费供应；村民就医，门诊报销72%，大病住院报销95%；全村60周岁以上老人每月发放助老金，年纪越大助老金越高。“去年这三项加起来2800万元左右，是集体经济收入一半以上。”沃关良说。
浙江农民的众多福利，足以让城里“上班族”艳羡，但浙江并未故步自封。肩负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浙江再次自我加压，立足发展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定下了三个“万元新增”、三个“持续缩小”、三个“基本翻番”的三农核心指标。浙江农民的富足生活，又要芝麻开花节节高。
——硬件与软件的迭代升级
“千万工程”久久为功，造就了浙江美丽乡村连成“风景”。如何将美丽持续留住，这是重中之重的课题。对此，浙江的做法是，通过绿水青山转化，让村集体经济装满“金山银山”。美丽乡村不断激活“美丽经济”，蓬勃发展的集体经济又成为反哺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推手。
这样的经验，已经在许多美丽乡村得到了充分验证。
常山县青石镇砚瓦山村通过兴办园林公司实现收入“水涨船高”，不但补上了通镇沥青路、景观节点改造等“历史欠账”，还先后支出集体自有资金100余万元，建起老年食堂、100多米长的溪边砌坎，村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安吉县天子湖镇20个村联合组建天衡公司，实现全镇域集体经济抱团共富，又把目光投向补齐服务短板。天衡公司成立物业公司，按照统一标准“包干”各村卫生保洁，“一把尺子量到底”，为村庄环境管理解除了后顾之忧。
打造宜居宜业、为民谋福的美丽乡村，除了美丽“外壳”外，生活便利同样重要。
在安吉县递铺街道赵家上村，村里刚新建的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一共有400多平方米，设有多功能室、休息室、医疗室等，为老人提供一站式的服务，引得村里老人们纷纷来“打卡”。
在湖州市吴兴区八里店镇章家埭村，村里给每个村民建立一份健康档案，扩大了免费体检范围。“产业强了，村子富了，为农民服务功能越来越强！”村党支部书记汤水根自豪地说。
——文明与品质的全面跃升
杭州市临平区塘栖镇塘栖村，实现了集体经济大跨越后，从2016年起，连续五年举办“千家宴”“千福宴”“千寿宴”“千禧宴”“千家福”活动。“以前主要抓硬件，现在有条件了，就要硬件软件一起抓。”村党委书记唐国标说，现在村民的心近了，村里安定团结、邻里和谐的氛围更浓了。
增强集体经济实力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后盾，这是习近平同志的经典论断，如今已成为浙江普遍实践：海宁市许村镇永福村每年拿出奖励金，分发给垃圾分类和房前屋后庭院打造的模范家庭；临安区锦北街道西墅村集体出资6000万元建设文体中心，闲暇时间打麻将打牌的人少多了……农村文明新风劲吹，离不开集体经济内源式资金保障。
营造文明乡风与大力发展集体经济是互为支撑的，温州市龙湾区永中街道郑宅村党支部书记郑滋安对此深有同感。村里把文明新风融入乡村建设的全过程，整体风貌大变样，很快引来了“东篱下”生态休闲农庄落户，集体经济更上一层楼。
农民生活富裕，不能光看农民口袋里票子有多少，更要看农民精神风貌怎么样。美丽乡村是“面子”，农民精神面貌则是“里子”，在浙江，“里外相顾，内外兼修”的道路越发清晰。
谋新谋远、践履笃行，触摸均衡共富新图景
浙江何以能在带动全局上被寄予厚望？从浙江面对集体经济这块“蛋糕”而采取的“方法论”中可寻得原因，一窥浙江在共富探路中提供的路径启示。
——解决好“定位”问题
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是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要让集体经济真正发挥共富的基础支撑作用，关键要在坚持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创新运行机制和实现形式。
近年来，浙江抢先换道领跑，鼓励股份经济合作社跨村域抱团合作、集体经济经营机制向市场化转变，推动集体产权制度和公司制治理结构有机融合，实现传统集体经济从封闭型社区经济向“开放型经济”跃升，稳定了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丰富了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拓宽了发展有效路子。
浙江的有益探索启示我们，传统集体经济局限于集体自有资金、资产、资源的配置，发展潜力有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创新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必须构建符合农村实际和市场经济要求的运行新机制。
开展村域合作，优化资源配置，通过现代企业治理结构开展运作，推动公司化运作、市场化经营，昭示着农村集体经济的一类崭新实现形式。
——解决好“赋能”问题
赋能活权的目的，是推动产权政策性配置与市场化配置的耦合。
从实践看，虽然股份经济合作社确立了集体经济组织的“市场主体地位”，但这一“特别法人”真正经营范围却较为局限，经营渠道不够顺畅，产权权能也未能充分激活，难以适应新时期发展壮大新型集体经济的需求。
对于重塑法人地位，浙江推行的“公司化经营”模式，提供了创新路径和实践经验。要通过机制的设计，从政策层面上激活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方式和机制，使得股份经济合作社这一特别法人符合市场经济要求，让村集体更好地对接市场、融入市场。
对于权能活化，浙江实践给了我们足够的启示。农村不缺资源，缺乏的是将资源转化为资本的有效途径。要从征地留用地、金融支持、税费优惠等政策方面取得突破，探索股权流转、抵押和跨社参股等股份权能实现新形式，增加集体资源转化为资本的途径和能力。
——解决好“聚力”问题
发展新型集体经济，需要各方贡献力量，更需要小而散的集体经济组织抱团形成强大合力。
从政府财政扶持、项目倾斜、部门结对帮扶，到乡贤回归、农创客进村，浙江集体经济实现大跨越，是“众人拾柴火焰高”的结果。从某种程度上说，发展壮大集体经济需要“众筹”，要形成合力，才能有效解决制约集体经济发展的短板问题。
浙江的“强村公司”“片区组团”和乡村联合体模式，产生了极强的连锁反应和溢出效应。这启示我们，发展集体经济要善于合纵连横、取长补短，要整合资源要素，打破马太效应，推动集体经济均衡发展。
浙江的成功经验也告诉我们，村域合作，绝不能是简单的“拉郎配”，而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是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和优势的“优化组合”，拉起区域协同发展“朋友圈”，着力破解发展阻滞等难题。
——解决好“共享”问题
共享成果，是发展集体经济的核心问题，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
走进浙江乡村，发展壮大新型集体经济的“金点子”百花齐放，最终却殊途同归：用集体经济为民生领域托底，让广大村民群众从不同层次享受到发展成果。
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当是“为民”。要从保护最广大农民长远利益的高度，坚持“以民为本”的发展思路，促进顶层政策设计与群众实践创造有机融合，依靠群众、找准群众利益平衡点和社会和谐公约数，让群众认可、让群众满意。
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要把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统一起来。一方面要千方百计把蛋糕做大，另一方面要将不断壮大的蛋糕公平合理地分配给农民群众，让他们有更多的获得感，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以更大的积极性去做大蛋糕。
王通林表示，浙江的先行探索，始终坚持在现有的政策制度框架下进行，不额外特殊开小灶，不是在温室里培育出来的试验品。正因如此，浙江展示出的高质量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探索与实践，为我们勾画出集体经济的广阔优化空间和无尽发展潜力。
美好的未来，共同富裕的向往正在发生，也必将实现。
来源：《农村工作通讯》2021年第1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