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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问题，第一次开始出现在80年代，那个时候难以就业的叫待业青年。60年代中国进入财政困境，城里人就业不能安排，70年末80年代初几千万从农村回来的人成为待业青年，每次“待业”都是几千万规模。
第二次，90年代，中国（沿海）大量发展外向型经济“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沿海大部分都是国际贸易型企业，当国际市场出问题，上游（原材料）被阻断，导致衰败破产40万家企业，2000万家乡镇企业停产歇业。4000多万国企职工下岗分流。97年金融危机爆发，4000多万“减员增效”，转化为社会问题。
现在，疫情导致全球需求下降，农民工（被计算为城市人口，但不纳入社保体系内，失业保险基本不覆盖）是最没有保障的。
历史经验，有哪些措施有效化解了失业危机。
第一次，80年代初，完全放开农村,让农村百业兴旺，鼓励农民自主创业，进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农民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是有限的，1980年，以家庭承包的形式，数以亿计的农民劳动力，迅速进入到自主的乡村发展之中——叫乡镇企业家城镇化。
几年时间9000多万农民得到就业，城镇化企业由不到3000家迅速增加到3万家。90年代初1.2亿农民自主解决了就业。连续多年收入增长速度快于城市，而且创造了庞大的内需，把城市当时几千万待业青年不能就业问题连带解决了。
第二次，2005年启动了新农村建设的大规模基本建设投资，到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演化为2009年的全球需求下降，在这种情况下，6万多家企业倒闭，2000多万农民工失业，再一次发生大量农民工失业问题。
怎么解决的呢？大规模在农村搞基本建设，回村的劳动力就业问题解决了（基本建设上可以得到现金收入）。1年之后，各级政府到各村去找，哪个村还有可以出去打工的。劳动力一下变成了卖方市场，2009年后，劳动力价格大幅上涨。
疫情的今天，3500万农民工失业。怎么办？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啊！在被硬脱钩、去中国化的国际市场上，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大循环是在疫情导致的全球供应链断裂情况下，全球产业链的重新布局。
所谓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因为我国是一个地理、气候条件非常复杂的国家，我们在基本建设领域还有很大的空间，而所谓的基本建设就是把现在过剩的生产能力，用财政负债的手段去激活它，用金融投资的方式去激活它，最后都转成债务。但如果是在搞建设，最终投资能转化为资产，就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因为，投资都有资产对应者，只是看用什么方式将资产激活。
我们最近的投资已经形成1300万亿的设施资产、生产性资产。这些能否被激活，是我们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基础。怎么做呢？我们可以把已经形成巨大规模的资产用PPP（英文“Public-Private-Partnership”的首字缩写，是一种“政府和民营企业”合作的模式，是公共基础设施中的一种项目运作模式）把他“P”到村集体，让农村的村集体有固定资产，就有人对这数以千万亿计的资产去承担开发职能，然后把村集体公司化，以公司方式发债券，金融系统发的货币与债券对接，整个国内大循环体系就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