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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
《领导文萃》：今年的一号文件也是我国“十四五”时期的第一份一号文件。除了上述内容外，文件中还有哪些要点体现了“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这一“十四五”规划建议的核心要义？
温铁军：文件中与“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的提法直接有关的表述在全文第三段，强调“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重点难点在‘三农’，迫切需要补齐农业农村短板弱项，推动城乡协调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潜力后劲在‘三农’，迫切需要扩大农村需求，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基础支撑在‘三农’，迫切需要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基础。”据此可见，补齐短板弱项要靠城乡协调，扩大农村内需靠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凸显了城乡融合战略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构建新发展格局，潜力后劲在‘三农’，迫切需要扩大农村需求，畅通城乡经济循环”，这显然是个“抓住牛鼻子”的提法，因为近年来农民消费占比不断下降，约四成乡村人口的消费品零售总额不到城镇的五分之一。要全面促进农村消费，先要面对乡村人口普遍落入“老龄化”收入较低的困境。乡村老年人承担了农业生产的很多劳务，但他们属于不被劳动力市场认可的“残值劳动力”，难以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来促进增收。
由此看，唯有“城乡融合”才能借助“畅通城乡经济循环”促进乡村消费。因而，我们在实践中就不能就农民谈农民，就农村谈农村，而是要结合一号文件前面的综述涉及的整体内容深化针对性的体制改革，才能在正反两个方面综合施策：
一是推动城乡两个要素市场融合需要的“三变”改革，借此推动一二三产融合，使农民在重构新型集体经济的财产关系变化中得到长期的财产性收入，进而在与市民及社会力量的联合创业创新过程中收入真正得到提升。
二是要特别注意有关部门缺乏战略思维，为了消化县以下城镇过剩房地产造成的严重负债，人为地把医疗、教育等领域资源向城市集中，迫使低收入农民进城购房，导致农民群体的相关消费向城市转移。在这个普遍趋势下，不是农民收入低而不消费，而是很大一部分必须现金支付的“硬消费”转入城市消费统计。比如教育，随着农村学校的撤并，大量的教育资源集中到城中，农村学生进入城镇上学，他们就学的相关消费不算入农村消费，而在统计上表现为城镇消费。医疗也是如此，医疗资源向县以上的区域集中，农民去城里看病属于市场化高消费，但在统计上也表现为城市消费。
《领导文萃》：谈到扩大农村内需，我们知道，根据统计数据，我国现有乡村常住人口约5.5亿人，这是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如何真正调动起这一市场的活力？
温铁军：中央一号文件其实在很多方面都有相关的顶层设计，比如强调城乡融合，强调脱贫地区5年过渡期，保持原有政策不变，且要根据情况不断调整，这是把脱贫的长效机制和乡村振兴结合起来，使得低收入群体能够获得稳定的收入来源。
再如，文件中间特别提到“两个要素市场的流动”以及“乡村建设行动”，其中县域经济综合规划、城乡融合协调发展这些政策要求也是未来需要考虑的改革内容。实际上“乡村建设行动”是一个生态资源社会化的过程，是一个促进城乡融合的过程。事实上，仅靠留守农民现有的收支结构，很难真正促进消费。如果能够贯彻城乡融合的政策，能够促进城乡之间更好地沟通、交流，动员市民下乡，乡贤返乡，与农民联合创业。
同时，将农村多元主体自主的合作金融、供销物流，以及物业开发、康养文教等业态创新纳入到城乡融合协调发展中，是可以促进农村消费的。例如在长三角地区，以浙江为例，适应上海人下乡的农村综合改革发展较快，以上海人为主的外地市民在大批下乡，带动城市消费向乡村转移。
总之，只有生态文明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统筹贯彻，才可能改变资源过于集中到城市的弊端。只要城乡资源要素化流动，农村消费的增加就会是很明显的。
《领导文萃》：能进一步说明乡村产业如何才能惠及更多的农民？
温铁军：我们都知道，仅靠农业来提升农民收入已经非常困难了，即使很多地方和部门的同志非常努力，效率还是很低。对此，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把产业留在县域”，要“让农民获得更多的产业增值收益”，其意在于让生产者获得“一二三产融合”的全产业链收益。
以往，乡村产业主要是扩大农业外部规模的产业化，这样的做法，在追求数量型增长初期也许是有效果的，但随着拉长农业产业链的发展，生产者增收不再显著，甚至因结构性过剩出现负债甩给地方的情况。不过，除了殖民化大农场模式之外，中小规模农业的亏损也是全球普遍现象。即便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由大型公司带动农业产业化，其中90%以上的增值收益进入了投资者手中，直接生产者一般获得的收益不到10%，无法真正惠及农民。
那么，怎么才能让农民获得更多的产业增值收益呢？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到了，就是统筹布局县域经济。生态资源自然边界和社会空间边界高度重合且具有“资源、资产、资本”三资合一的最优在地化空间是“县域”，“三资合一”的特征也使县域经济在后疫情时代的国内大循环经济拉动和生态经济增长的供给方面具备极大潜力。
统筹布局县域经济，就需要实现县域经济综合一体化发展，以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和“三变”改革为契机，培育县域生态资源资产经营平台，做好乡村集体经济的公司化改制和符合在地化内涵的机制性建设，使县域的地方金融机构深度参与到农业供给侧改革之中，同步实现金融供给侧改革，用地方过剩的头寸资金活化在地生态资源资产，实现整体性开发和生态收益共享，从而构建起生态经济内循环的新经济基础。由“三位一体”的综合性合作社进行“三产融合”运作。以往经验教训表明，唯有各级优惠政策用于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才能让增加的全产业收益留在县域、村域中，农民才有可能参与其中，获得更多收益。
怎样才能让产业留在县域以内？过去，县域改革的深水区是“外部资本利益”，第三产业增值环节都在外部，县域基本上得不到，因此也就不可能让产业增值收益留在农民手里。所以，真要让农民获得更多收益，就要对外部资本利益开展针对性的综合改革，即针对资源要素及收益流失的原因，进行相应的县乡村三级联合的乡村建设行动，进行全域的、多业态的、质量效益型的市场体系建设。其中，以县为单位的全域空间生态资源开发就是这个生态经济体系在地化的主体内容。这也是农业农村从过去的数量型增长转型为质量效益型增长的重要途径。为此就需要县域综合性改革，单一农业的改革想要成功的难度很大。
在城乡融合大趋势下，促进社会下乡带动农村发展。总之，要推进城乡融合，一二三产融合，农民收入才能提升，农村消费也才可能提升。
专家介绍
温铁军 福建农林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乡村振兴中心主任
本文节选自《新时代如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专访福建农林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乡村振兴中心主任温铁军》一文，全文详见《领导文萃》2021年6月（下）“高端访谈”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