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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发展乡村产业的实践探索
我国不同地区立足当地资源禀赋和市场需求，拓展产业空间、创新产业形态，加快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步伐，探索催生了形式多样的乡村产业发展模式。
一是强势农业型。发挥资源禀赋优势，强化基础设施建设，突出先进装备应用，发挥组织化程度高、规模化特征突出、产业体系健全的优势，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商品粮保障能力。作为我国农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黑龙江农垦以垦区集团化、农场企业化为主线，推动资源资产整合、产业优化升级，建设现代农业大基地、大企业、大产业。2018年12月，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总公司正式成立， 标志着黑龙江垦区从政企合一的管理体制整建制地转入集团化企业化经营管理体制。北大荒现有耕地4448万亩、林地1362万亩、草地507 万亩、水面388万亩，下辖9个分公司、108个农（牧）场有限公司， 978家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农业科技贡献率达68.2%，科技成果转化率达82%，居世界领先水平。北大荒集团粮食生产连续9年稳定在400亿斤以上，实现“十六连丰”。
二是功能拓展型。通过拓展产业功能边界，打破一二三产业之间的藩篱，实现产业融合、优势互补，以新的产业形态满足新的市场需求。四川省金堂县始终将延长产业链、促进三产融合作为发展特色乡村产业的命脉，对壮大第一产业、联动第二产业、开发第三产业予以政策上的大力支持，以实现三产之间相互促进的有利局面。金堂福兴镇园觉寺村引入浙江企业发展铁皮石斛产业，不仅开发出铁皮石斛有机鲜条、铁皮石斛花、铁皮枫斗等产品，还通过与种植基地周边农户合作（农户以房入股作为民宿）发展康养产业，形成了“一三互动，农旅结合”的模式。2018 年，金堂县入选全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先导区。
三是链条延长型。通过深挖主导产业增值潜力，促进农业产业链前延后伸，把农资供应、农业生产、加工销售、服务等环节连接起来，形成产加销一体化的生产经营格局。云南省元阳县是世界文化遗产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的核心区，拥有17万亩梯田资源。通过推动规范梯田红米的种植标准，元阳县推动了红米生产的标准化。在生产规模化方面，主要以梯田红米种植户为主体，粮食局牵头成立梯田红米专业合作社，通过与县粮食购销有限公司合作，大力发展合作经济，再依托电商产业园深加工，共同形成“农户种红米——合作社收红米——粮食购销公司初加工—— 电商平台精深加工卖红米”的模式。通过企业拉动建立品牌平台， 依托县粮食购销有限公司将梯田红米作为电商销售商品进行打造，注册了“阿波红呢”和“元阳红梯田红米”两个商标，元阳梯田红米有机转化认证和元阳梯田红米有机转化产品认证两个有机认证类别，形成了哈尼梯田红米的产品品牌。在销售方面，充分利用成立的元阳县云上梯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和红河元阳梯田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自建“元阳商城”电商销售平台，先后与中粮集团等电商平台公司合作，带动了更多小电商平台公司销售梯田红米，形成了电商大平台带动电商小平台销售梯田红米的产业发展新模式。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帮助农民脱贫解困，增加农民收入，繁荣了农村经济。
四是区域发展型。依托当地资源，培育发展优势主导产业， 带动乡村产业发展，促进本地农民就业增收。山西省将“一村一品”“一县一业”作为发展特色农业、夯实县域经济基础的切入点和总抓手，打造了万个“一村一品” 专业村、60个“一县一业”基地县。目前，专业村50%的农户从事主导产业以及相关经营活动，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55%以上来自主导产业；基地县主导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40%以上，涌现出平遥牛肉、太行小米、吕梁红枣等一批区域品牌，在农产品品种多元化、经营方式多元化方面都形成了鲜明的山西特色。福建省古田县以银耳富民兴县，实现银耳产量占全国90% 以上，全县70%的劳动力、70%的农业总产值、70%的收入与银耳等食用菌产业相关。全国还有一些地区也探索通过建设产业园区、特色小镇、淘宝村等，带动乡村产业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
五是集体带动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挥“统”的优势，通过专业合作，股份合作等方式带领村民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农业和农村二三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朔北藏族乡边麻沟村村集体，利用良好的生态本底和自然风光，盘活村集体闲置林地和流转耕地，整合财政资金200万元和扶贫资金50万元，与“大众农业观光合作社”以股份合作社形式联合发展乡村旅游。2018年实现村集体收益21万元，其中，资金入股实现收益15万元，土地入股实现收益6万元，为全村558位集体成员每人分红200元。
（二）主要问题
各地在乡村产业发展中不断探索好的做法，也呈现出不错的效果，但现实中仍存在一些影响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
一是发展方式粗放。乡村产业小、散、弱特征明显，发展质量不高。第一，农产品深加工不足，农产品加工转化率为67.5%，比发达国家低近18个百分点。同时，不少地区农产品加工企业设备大多陈旧落后，加工技术水平不高。第二， 产业链条完整度不高。一产延伸不长、二产拓展不足、三产开发不强、一二三产有机融合不够，乡村产业难以深度发展。
二是与现代生产要素结合不够。乡村产业向现代产业转型步伐迟缓。第一，现代金融难获取。金融机构对贷款抵押物要求严格，但农业项目地上作物、设施往往不能作为抵押物，金融机构在响应政府金融支农政策上缺乏积极性，满足乡村产业发展需要的金融产品太少。第二，现代物流卡脖子。冷链配套设施不足问题非常突出，调研时各地对此反映强烈。这一问题不仅严重制约着生鲜农产品的远距离运输， 更增加了产品损耗，如福建省果蔬产地损耗率超过30%。此外，在现代基础设施、现代农业科技创新推广等方面也存在明显短板。
三是对乡村产业的支持体系不健全。既影响产业发展，也影响投资信心。第一，缺乏连贯长效的支持。主要表现为未形成对乡村产业的立法支持，存在政策不配套和“翻烧饼”矛盾。第二，政策性资金使用尚未达到预期效果。有些地区反映，当地可用于支持乡村产业的财政资金不仅总量少，而且受项目资金二级项目和约束性指标制约，无法实现统筹管理，极大影响了资金利用效率。
四是要素缺失问题依然突出。乡村产业聚集各类资源要素仍面临体制机制障碍。第一，用地难。地方政府在安排项目建设用地时，很难对农业产业发展项目用地予以支持，缺乏可操作性强的用地项目支持政策，造成有些上档次、上规模的乡村产业重大项目难以落地。第二，人才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规模小、组织化程度低、运作不规范，真正懂经营、善管理的高素质人才少，带动农民增收能力弱，可持续发展的后劲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