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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数字乡村建设正如火如荼开展，并已取得初步成效，农村数字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农民数字素养和数字技术普及率稳步上升。根据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12月，中国农村网民规模为3.09亿，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达55.9%。而在智慧乡村、智慧农业以及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方面，数字乡村建设也已取得可喜成绩，例如，根据相关数据显示，中国农村网络零售额在2020年达到1.79万亿元，而截至2020年6月，中国已拥有5425个淘宝村。
数字鸿沟问题成为通过数字乡村建设推动乡村振兴的制约因素。
自互联网技术诞生以来，数字鸿沟便成为社会各界诟病信息技术红利的主要视角之一。数字鸿沟归根结底来源于社会各群体在经济状况上的差异，从而使其在接入和利用数字技术的能力方面出现了差距。农村数字鸿沟的扩大会制约数字乡村建设的成效，并可能导致乡村振兴过程中农村内部出现更大的贫富分化，即“马太效应”。中国地域广阔，区域发展差异明显，这决定了中国农村数字鸿沟现象的复杂性，其不仅体现为区域间的数字鸿沟问题，如东部和中西部，也体现为农村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问题。此外，数字鸿沟本身也是具有一定维度的，即数字鸿沟不仅存在接入鸿沟（即一级数字鸿沟），也存在数字技术使用和网络信息鉴别能力等方面的二级或三级数字鸿沟。
数字乡村建设应该充分考虑中国农村数字鸿沟问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扩大农村地区互联网等新兴技术的覆盖范围和受众人群，降低农村居民接触信息技术的成本，因时因地制定相关信息化投资和干预政策，以缩小区域间和区域内部的数字鸿沟。此外，应统筹全域信息化发展战略，完善各地区数字乡村建设的经验共享机制，例如，要积极鼓励东部农村电商发展较好的地区向中西部农村传授经验，扩大并增强数字乡村建设经验的分享范围和强度。
农村人口结构给数字乡村建设带来挑战。
人口结构因素也是数字乡村建设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影响因素。
一方面，数字技术的接入和使用往往对其使用者具有一定的门槛。根据创新扩散理论，技术采纳者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障碍来源于技术的复杂性，而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群往往更容易熟练掌握复杂的数字技术并利用数字技术指导其日常生产生活。同时，在“摩尔定律”的作用下，数字技术更新换代速度较快，这对数字技术采纳者有了更高的要求，而教育资本是数字技术采纳者能够更快掌握并适应日新月异且复杂的数字技术的重要保障。但是，现阶段中国农村地区的现实情况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口在农村人口结构中仍然占据较大比例，这就必然要求应首先做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提升工作以助力数字乡村建设。
另一方面，新形势下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也为数字乡村建设带来了新的挑战。当前，老龄化是全球众多国家所面临的一个普遍现象，老龄人口的增加可能会给地区“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带来众多不确定性。通常来说，与年轻人口相比，老龄人口更难适应复杂的数字技术。并且，老龄人口对快速更新换代的数字产品和应用的接受能力可能更弱，从而造成老龄人口中的数字技术普及率偏低。根据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12月，60岁及以上非网民群体占非网民总体的比例高达46%，而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8.7%，明显低于非网民人群中该年龄段人口所占比重。
此外，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仍然是中国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的发展趋势，而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通常相对年轻且受教育水平较高，这使得农村留守人口的老龄化问题更加复杂。年轻同伴或亲属通常是老龄人口或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村人群熟悉和使用数字技术的重要渠道，而由于农村地区很多年轻劳动力常年外出务工，使得留守的老龄人口接触数字技术的能力受限，这也会给数字乡村建设带来阻碍。
因此，相关部门应该关注到农村人口结构对数字乡村建设的潜在挑战，并做好相关的政策优化，进一步改善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投入工作，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并做好农村地区的数字技术培训工作和信息化推广措施。针对农村老龄人口，应营造良好的数字化设施使用环境，以使老龄人口更容易接触数字技术。此外，数字化产品的设计也应该考虑农村老龄人口的特点和需求，让老龄人口更容易使用数字产品。
农村居民数字素养不足会降低数字乡村建设的福利效应。
数字乡村建设的目的不仅是为了丰富农村地区的物质资料并使农民富起来，也需要关注如何通过普及数字技术使农民真正幸福起来，并助力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然而，数字技术的扩散对于提升农民的幸福感具有不确定性。在有关幸福感的文献中，学术界的一个普遍共识是，个人相对收入对其幸福感具有决定性作用。根据社会比较理论，人们在缺乏客观评判标准时往往选择以他人作为比较对象来评判自我的状况或能力。
与前数字时代不同，数字时代人们进行社会比较的对象、范围及强度均发生了较大变化。在数字时代，互联网等新兴技术逐渐成为人们最主要的信息获取方式，远程通讯成为可能，通过各类互联网搜索引擎、平台和应用程序等，人们可以随时随地获取到世界各地其他人群的生活状况及相关信息，社会比较的范围和强度都在增加。但是，数字技术在扩大了社会比较对象数量和范围的同时，也可能会增强人们的物质欲望，从而降低其幸福感。此外，在数字时代，互联网使得每个个体都可以同时成为新闻的接受者、传播者和制造者，互联网使大众媒体更加“私有化”“多元化”和“碎片化”。而根据心理学和信息传播学中的负面偏见理论，受众往往对负面信息或新闻有更强的偏好，因而网民可能会更倾向于关注网络上的负面信息（如贫富分化、腐败、环境污染等），进而增强负面情绪，降低其幸福感。
对于广大农村居民，特别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他们对网络信息的鉴别和再加工能力有限，以至于现阶段很多农村网民对网络信息的处理还处于粗糙吸收阶段，缺乏理性对待网络信息并科学利用互联网信息指导其生产生活的能力。因此，农村网民很容易受到网络负面信息或虚假信息的影响，为数字乡村建设以及社会和谐构成隐患，也会给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带来挑战。
提高农村居民的信息化素养对高质量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大有裨益，且刻不容缓。特别地，提高农村地区人力资本水平仍然是当前数字乡村建设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不仅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的数字技术采纳率，更有利于提高其信息化素养以充分享受数字乡村建设所带来的福利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