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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表示，经过多年努力，中国的农民、农业、农村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升，但三农仍然是国民经济中较为薄弱的环节，农业现代化程度仍较低，务农人口收入相较其他行业还较低。
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来源于何处？周其仁认为，讨论乡村振兴的潜力不能单单从乡村着眼，而应当从整个国民经济着眼。
“要看整个国民经济对乡村、对农民、对农业还有哪些潜在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抓住这些潜在需求，就能把三农问题解决地更好一点。”周其仁说。
周其仁表示，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有大量要素从乡村被抽到城市，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力大量离开农村。这是过去几十年国民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
但近年来的观察显示，高速的城市化与工业化也对乡村提出了三大新的没有得到满足的要求：
第一，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整个国民经济对农产品特别是对较高质量农产品的需求非常旺盛。中国消费中最大的开支是食品，食品消费必定涉农，但目前很多食品需求高度依赖国际贸易。
周其仁表示，近期观察到的变化是，食品消费对“新鲜”的需求越来越高，而“新鲜”就对“距离”有一定要求。
“去年的新冠疫情也给了我们启发，长途冷链物流供应的模式受到反思，很可能要发生变化，要转向和消费地更接近的地方直接供应，这样也可以降低碳排放压力。”周其仁说。
周其仁表示，国民经济对高质量农产品的需求非常重要，因此城市周边的农村有很大的潜力需要发展。“现在的问题是在城市经济中农业占比太小，城市周边的农村虽然非常靠近消费中心，但农业在城市经济决策中的比例太轻，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他说。
其他两大潜在需求分别是：第二，城市居民要到乡村度假，靠近景点的农村还不够美观。第三，新技术也可以在农业农村建设中找到应用场景，高科技可以应用到农业。
周其仁强调，不仅要看到乡村振兴的潜力，更要看到这些潜力在什么地方，要针对这些潜力去除体制机制方面的障碍，将潜力发挥出来。
周其仁表示，“内生动力”的“内”的概念要看得更宽一些，注重乡村与城市的相互关系。“整个国民经济的每个分支要通过满足别人的需求来发展自己，这个道理城乡一致。农村在过去的发展中提供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仍不够高。仅仅靠把收入从高收入地区转移过去是不够的，所谓的内生动力一定要创造给别的部门提供优质产品、优质服务的机会。”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