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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消除绝对贫困任务完成以后，我国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增收。如何保障粮食安全，如何确保不发生大规模返贫，如何实现乡村产业兴旺？3月8日，新京报2021全国两会经济策论坛邀请来自政府、学界、基层、企业等各界人士，共同探讨这一话题，包括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扶贫开发局局长、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降初，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孙斌鸿源农业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孙斌，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阿里研究院院长高红冰。
降初：农村产业发展需要长期推进 要形成利益连接机制增加农民收入
四川有136万易地扶贫搬迁人口，规模居全国第二，帮助异地扶贫搬迁人口，关键还是发展产业。降初表示，农村产业兴旺很重要，但也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农业还是没有摆脱弱势产业的地位，农业产业发展也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
“我们现在理论上是成熟的，模式也比较多，但是现在典型不少，亮点也不少，但是复制起来的难度比较大。”
降初在介绍四川的脱贫攻坚经验时表示，增加农民收入首先要抓产业，但是产业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可能需要做二三十年才能成规模，任务重，需要坚持。比如四川凉山是深度贫困地区，凉山的盐源县产业发展也不错，比如盐源的苹果，产业规模、收入比重也是相当大的。但是盐源还是有很多贫困群众，因为一部分贫困群众分布的地区是不能种苹果的地方，海拔比较高，发展其它产业难度也比较大。盐源的苹果产业好的原因也是三十年如一日一直在抓，中间也出现过一些波折，但当地政府坚持做下去，该改良的时候就改良，该加强管理的时候加强管理，到今天形成一个比较好的规模。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凉山的会理县，会理的石榴现在也发展成为非常大的产业，也是因为持续地抓产业。
降初表示，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压力，比如，没有规模的形不成带动效应，但规模大了又出现同质化，时间长了会出现“卖难”的问题，或者即使卖得出去价格也不高的问题。其中，电商是一种解决的方式。“在中国农村电商不是雨后春笋，可以说是暴风骤雨，到处都是。”但是在推进电商的过程中，还是要分析发展重点，其中一个关键是要有流量，而且要是有效流量；还有部分地区，电商要做成有规模、高端的模式。电商发展中政府要起到主要作用，要把有产品的地方的电商推向高潮，真正把“卖难”的问题解决了以后，把有的东西全部卖出去，还要把好东西卖好价钱。
降初还提出，农业产业发展还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带动的模式不太成熟。现在如果补贴少一点，或者是用工多一点、用工的工资高一点的话，农业产业的利润就会摊薄，甚至可能会没有利润，所以，如何形成一个利益连接的机制是当前遇到的主要问题。既要发展大的农业产业，也要关注农民的收入怎么增加。分析现在农民收入的结构，有四大组成部分：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资产性收入、补贴性收入。目前农民普遍资产性收入是很低的，工资性收入还是大头，可以说是农民能够花的钱主要还是从工资性收入来的。
降初表示，下一步产业兴旺的任务相当艰巨，需要因地制宜，一村一品，农业与工业不一样，农业产业不能说调头就调头，压力相当大，所以还需要做艰苦的努力。
魏后凯：当前乡村产业支撑不足，下一步要突出特色发展
魏后凯认为，当前乡村产业发展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乡村产业支撑不足；二是产业出现低质同构化趋势，同时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存在耕地“非粮化”倾向。
魏后凯指出，乡村产业发展可从三方面出发，一是因地制宜，因村施策，突出特色，根据村庄的资源禀赋优势发展特色产业；二是优化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尤其是要用工业化的理念、方法、技术推动现代农业的发展，同时还要延长产业链条，促进农业跟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三是运用更新的技术、模式和销售方式。由此建立一个真正的具有特色和竞争力的现代化乡村产业体系，使得我们的乡村具有产业支撑，从而为农民增收奠定坚实的基础。
谈及如何增加农民的收入？魏后凯指出，一是通过城镇化减少分母，农村人口减少了，剩下的农村人口发展机会就多了，有利于土地规模化经营和发展方式转变；二是从分子角度来看，通过改革创新激发农村内生的发展活力，促进本地产业的发展，从而拓宽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等多元化的农民增收渠道。
此外，魏后凯强调，要消解对资本下乡的认识误区，资本下乡可以带来先进的理念，但是对资本下乡，既要引导又要约束，既要激励又要规范。
孙斌：电商推动农村产业发展，乡村振兴面临人才、资本问题
随着电商业务的快速发展，我们也由原来单一的To B市场扩展到 To C市场，避开了中间的环节，使得产品由产地直接到消费者手中。孙斌表示，电商是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建立的一个直通车，提升企业的利润空间，同时消费者能够以优惠的价格享受到最佳的产品。
孙斌指出，在具体运营和对接电商平台时也存在问题，一是很多地方涉及电商人才匮乏的问题；二是农产品的物流成本较高的问题；三是部分平台保证金等各种运营收费相对较高。
“我们的想法是平台和产业化龙头企业合作建立一个企业+平台+消费的运营模式，从而带来三方共赢。”孙斌说，这样既解决了农村及企业运营平台人才匮乏的问题，同时也降低了运营费用，让消费者享受到实惠的、好的农产品。
就如何促进乡村振兴而言，孙斌表示，从东北来看，当前在农业服务部门、农业技术推广部门以及乡镇一级的农业管理层干部等方面，人才是短缺的、断层的。对此，政府需要建立一个用人机制，不能把农业推广部门或是管理部门作为入门“跳板”，进来之后马上就走。
孙斌建议，降低乡镇及农业技术推广人才和管理人才的门槛，让真正愿意投身农业、真正能够从事农业的人才进来。同时鼓励一些在外地创业的本地人才或是退伍军人返乡发展。
谈及资本下乡时，孙斌表示，很多资本想进入农业，但由于不懂农业，且农业投资周期长、见效慢，既想投，又有些不敢投。
在他看来，一方面资本要选准产业联合体，最好是资本进入之后有一定的市场渠道；另一方面，集体经济发展对构建乡村产业体系很关键；此外，还要注重领导班子的搭建。
孙斌强调，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把利益机制分配好。“资本进来之后不能把农民和产业这一端弱化，绝对不是资本来控制农业产业体系发展，而是要融合进来，大家共同来发展，从而把产业体系构建得更好，链拴得更严密更结实。”
高红冰：用“乡村新基建”做好产销对接 新基建将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高红冰表示，电子商务在帮助农村的农产品、手工艺品和加工品的销售方面发挥着非常大的作用，把农村的产品种植、生产、加工的供给，与城市或者说全国的消费者进行对接，产生了农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量空间。
高红冰用“淘宝村”的经验来举例。最初农村有一些农民率先在淘宝开店，卖农村的农产品或手工艺品，他们卖得好以后，周边邻居就跟着学，后来形成整个村的农民都在开淘宝店的现象，这些村后来被称为“淘宝村”（电子商务年销售额达到1000万元、本村活跃网店数量达到100家或占到当地家庭户数的10%的行政村）。这就是电商销售模式在农村扩散的过程。高红冰提出了一组数据，2020年，全国有5425个淘宝村、1756个淘宝镇，这些淘宝村和淘宝镇在阿里平台的销售额突破1万亿，店铺296万个，带动直接就业机会828万个，成为中国农村就业新动力。他还透露了另一个数据，过去8年，阿里巴巴平台助农销售农产品1万亿。
“同样是1万亿，农村卖到城市的1万亿，与城市卖给城市的1万亿相比，对农村人口的可支配收入的提升作用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一模式提供了由全国消费市场所支撑的农业加工生产产业化的长期脱贫力量。”高红冰称。
高红冰表示，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如何利用电商品牌力量，来帮助农村持续成长商业能力。商业能力包括农产品在城市的销售，也包括在农村对农产品进行产业化，让这些产品与城市的消费零售体系对接起来。这就是用数字化的手段来做数字化的消费和零售，对接数字化的供给，进而形成一个全国的数字化新基建系统，来推动数字化乡村振兴的发展。他认为，这将会形成中国振兴乡村的一支很重要的力量，新老基建融合形成的“乡村新基建”也将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他提出，从阿里的实践来看，农村电商在脱贫攻坚和帮助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发挥作用，背后主要是“乡村新基建”的两大板块在支撑，既包括销售端，也包括生产端。首先是大家熟悉的电商平台，也就是农产品销售端“最后一公里”。电商也是多层次的，以阿里为例，不止有核心电商平台淘宝、天猫，还有“新零售”平台比如盒马、大润发等，“内外批发”平台如1688和国际站外贸。这三类电商平台，可以为乡村农产品提供多层次的消费渠道，让好产品卖出好价格，破解农民“种好种差一个样”难题，同时也让消费者有了更丰富的选择，满足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另一个板块是“最先一公里”，就是农产品种植生产、加工等生产端环节。高红冰介绍，阿里正在建设1000个数字农业基地、120个盒马村，全国第一个盒马村就在四川丹巴，种了100亩黄金荚和200亩高山叶菜，专供盒马销售，让村民一年增收数千元。在加工端，阿里巴巴建设的成都、淄博、南宁、昆明、西安五大产地仓，通过“合作基地+产地仓”模式覆盖18个省300个县域的农村，每年可支持100万吨生鲜农产品经产地初加工直接送上餐桌。在物流端，阿里巴巴在乡村建设的1000多个菜鸟县域共配中心，能够让快递物流直接触达乡村，助力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上行与下行。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顾志娟 胡萌 侯润芳 编辑 赵泽 校对 李世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