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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群慧
党的十九大指出，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这是党中央全面分析形势和任务得出的重要结论。
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我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外部环境看，我们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度变革期，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加速拓展期，具体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生产和贸易的实体经济面临重大变局。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来势凶猛，全球化遭遇强势逆流，全球生产分工的内化趋势明显，全球价值链呈现出区域性和本土化的特征，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中美贸易摩擦、疫情等外部冲击正在重塑全球产业链，一方面在纵向分工上趋于缩短，另一方面在横向分工上趋于区域化集聚，各国更多开始强调自主可控，选择转向“内循环经济模式”，全球产业链面临重构的巨大风险。
二是全球金融和宏观经济治理出现严重困局。从金融和宏观经济治理方面看，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债务问题一直是宏观经济研究的最核心议题。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随着各大经济体不断推出大规模财政刺激，政府部门杠杆率再创新高。根据历史经验，严重疫情的宏观经济后遗症会持续数十年，利率水平会大幅下降，量化宽松会导致贫富分化加剧，全球经济困局愈发严峻，全球宏观经济治理进入未知领域，二战以来形成的全球宏观经济治理框架面临着巨大挑战。
三是科技和产业创新呈现出加速“革命”新局。20世纪下半叶以来，以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为基本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一直在孕育发展，国际金融危机后更是加速发展，从技术经济范式角度分析，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显现出以下特征：以数字技术智能技术的突破性应用为主导驱动社会生产力变革；以信息（数据）为核心投入要素提高社会经济运行效率；以智能制造为先导构造现代产业体系。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后，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都更加需要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普及和应用，催生了大量的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
四是国际力量对比步入深刻调整格局。经济全球化让劳动力、资本、技术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出现不对称性，加剧了国与国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各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收益呈现出结构性差异。从主要战略力量之间的对比看，冷战结束后的失衡态势发生明显改变。美国独自掌控地区和国际局势的意愿、决心和能力明显下降。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多极化趋势不断深入，国际混乱失序因素明显增多，不确定性和风险持续高企，大国之间的合作明显下降、竞争明显上升。
从我国自身发展来看，我国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十四五”时期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局起步期至关重要。我国在2020年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都将达到新的水平。一方面，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综合国力已居世界前列，还具有世界上最大的中等收入水平群体，为形成超大规模的内需奠定了基础，是我国“十四五”时期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所在。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也日趋成熟，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坚实基础条件，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基础优势。
在看到显著成绩的同时，必须认识到中国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矛盾依然突出。中国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但是国家发展面临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可以归结为快速推进了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但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城镇化存在诸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发展还不充分，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质量水平有待提升，农业现代化成为制约我国现代化进程的短板。
另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市场体系和市场竞争规则、政府宏观调控制度等各方面都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面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目标，当前最为突出的问题是科技和产业创新能力还相对薄弱，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原始创新能力还比较低，一些重大核心关键技术有待突破，新兴技术和产业领域全球竞争的制高点掌控不足，产业基础能力还有待提升，制造业中的关键装备、核心零部件和基础软件严重依赖进口和外资企业。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行动最终确立新发展格局
“十四五”规划建议的最大亮点和新意在于：深刻把握新发展阶段，牢牢坚持新发展理念，努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正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这是中国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纵观国内国际环境，“十四五”时期正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开局起步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度变革期，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的加速拓展期。
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呈现出新趋势新机遇和新矛盾新挑战，必须确立新的发展理念，用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发展行动。这个新的发展理念就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既是“十三五”，也是“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反映出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科学把握新发展理念，必须坚持辩证统一的观点。
一方面，新发展理念以问题为导向，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如创新发展注重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协调发展注重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绿色发展注重解决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问题、开放发展注重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共享发展注重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另一方面，五大发展理念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促进，需要一体坚持、一体贯彻，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相互替代。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处于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是应对发展环境变化、增强发展动力、把握发展主动权，更好引领新发展阶段的根本之策，是实现经济社会各领域全面发展的基石。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尺度。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前提。离开了绿色发展的支撑，则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将失去承载基础。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以开放带动创新、促进发展是我国不断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法宝。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是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发展的最终目标指向。
加快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需要重点把握以下三方面内涵。
一是新发展格局立足国内大循环主体、以国内大循环促进国际循环、国内国际大循环相互促进。这实质意味着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以我为主开新局。正确处理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循环的关系是形成新发展格局的关键，面对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以及“两头在外”国际循环带来的问题，以及我国国内经济规模、发展阶段和各类条件的变化，必须审时度势、积极求变，坚持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但是，也必须认识到，这并不意味着不重视国际循环，更不意味着主动“脱钩”、闭关锁国、经济内卷化等，而是在更高水平开放基础上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局”。
二是新发展格局以“经济循环”为描述维度、根本视角和关键词，而非供给、需求、生产、消费、分配、交换的经济活动某一方面或者某一环节，不能抛开经济循环这个动态系统的视角而单独从经济活动的某一方面或者某一环节来谈新发展格局。这决定了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更具有协同性和动态性的思维。也就是说，用“经济循环”描述新发展格局，政策关键是把握如何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这意味着构建新发展格局不仅仅根据供给侧、需求侧等单方面政策，也不单单是生产、流通、消费某单环节的战略或者政策，而是围绕经济循环的系统动态的政策组合。
三是新发展格局形成需要新的经济发展战略，形成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新的发展战略的目标要求。一方面，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相对于以前的发展战略形成新发展格局需要进行战略创新和战略转型，需要在拓展以前的比较优势，寻求适应新的发展阶段和内外环境的新的经济发展优势基础。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循环这个关键词所决定，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与以前强调某类经济主体、要素或者某方面经济活动应该达到的目标之类战略——例如科教兴国、人才强国、乡村振兴、制造强国、区域协调、创新驱动等等不同，新发展格局要求的经济发展战略内涵更具有系统协同性。也就是说上述战略是专业性战略，形成新发展格局的发展战略则属于综合性战略。从这个意义上，形成新发展格局所要求的经济发展战略是类似于工业化、城镇化之类的综合性经济发展战略。
“十四五”时期关键是疏通国民经济经络
针对形成新发展格局的目标看，关键疏通国民经济的经络，不断扩大国内经济循环，畅通国内国际经济循环。
从形成路径看，需要供给和需求、国内和国际协同推动。从供给和需求协同路径看，既要从需求侧入手扩大内需，积极推进有效投资和扩大消费，这包括涉及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重大工程建设等方面投资的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建设，也包括提高居民收入扩大消费，也要从供给侧发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解决我国经济循环中的技术“卡脖子”问题和体制机制障碍，提高经济供给质量。从国内和国际协同路径看，既要从国内循环入手深化国内体制机制改革、扩大国内市场需求，又要从国际上着力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全球治理机制完善和引导适应新形势下全球化。
当前，国内经济循环不畅直接表现在我国内需体系还不完整、需要不断完善。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就要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进一步释放内需潜力。而完善内需体系、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必然需要更深层次改革，尤其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体而言，应该从构建现代化市场体系、现代化产业体系、收入分配体系和新型消费体系几个方面改革入手完善内需体系、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
第一，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入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加快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化市场体系。
第二，加快完善科技和产业创新体制机制，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和高质量实体经济供给能力，加快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第三，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切实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建立和完善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
第四，加快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挖掘国内消费潜力，在新型城镇化中加快消费转型升级、塑造新型消费体系。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